往事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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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任院长郭沫若
来源:栾中新   时间: 2019-08-22    字体大小[]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原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笔名沫若(因为他的家乡有两条河叫“沫水”和“若水”);四川乐山人。郭沫若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又是诗人、作家、剧作家、书法家,还是国家领导人和社会活擎尹动家。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他去世,他担任过许许多多的行政职务,但一直没有变动过的一个职务是—中国科学院院长,为中国科学院的建立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国科学院建立的初期,接收了旧中国的北平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的研究机构。这些机构在工作上既有重复,又很分散,很难适应新中国建设的需要。在中国科学院建立还不满半个月的时候,郭沫若就邀请北平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的科研人员进行座谈,向他们介绍筹建中国科学院的情况和将来的工作轮廓,希望他们多发表意见,共同做好中国科学院的组建工作。在院机关各级干部选定之后,郭沫若立即率领有关人员陆续到接收的各研究所调查了解情况,听取科学家的意见,提出调整机构的设想,在院长办公会议上进行研究,确定了改组方案。他身兼多种国家领导职务,在政务十分繁忙的情况下,每个星期都抽出时间,亲自主持院务汇报会议,确定研究所的调整方案和所长人选,从全国学术界中聘请著名科学家担任中国科学院的专门委员,部署建立各种规章制度。 

  中国科学院建立之后,确立工作方针任务是十分重要的事情。1950年6月中旬,郭沫若以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发布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郭沫若主任关于中国科学院基本任务的指示》,指出“确定科学研究方向、培养与合理的分配科学研究人才、调整与充实科学研究机构为中国科学院的基本任务。”6月下旬,又以院长的身份主持召开了中国科学院第一次扩大院务会议,郭沫若在最后的总结报告中,把这次会议、也是建院初期的中心工作概括为三条:一是确定方针,根据《共同纲领》文教政策的规定,担起推进科学研究和培养人才的任务;二是建立制度,制定了《中国科学院暂行组织条例》、《专门委员聘任暂行规程》、《研究所暂行组织规程》、《研究人员任用暂行细则》和《技术人员暂行细则》等等。三是要加强与全国科研机构的联系。有了这三个方面,他认为“本院大厦的骨骼已经建立起来。”郭沫若为这个大厦的奠基倾注了许多心血。 

  中国科学院的工作,需要很多人才,特别是学科带头人,集聚人才是十分重要的工作。一些海外学子,在新中国的感召下,表示愿意回来报效祖国,中国科学院千方百计地争取他们回国工作。1950年5月,地质学家李四光从英国回国,到达北京是在早晨。郭沫若来不及吃早饭,就到前门火车站去迎接,并陪送李四光到下榻的六国饭店。 

  1950年4月,得到了在美国的核物理学家赵忠尧想回国的消息,郭沫若立即致电表示欢迎。赵忠尧要把在美国购置的物理学研究用的仪器带回国,郭沫若立即表示支持,并为其出具中国科学院的证明。赵忠尧在回国途中,被驻日美军无理扣押,郭沫若立即与外交部协同进行营救,并以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的名义,致电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主席约里奥·居里,呼吁全世界科学家予以谴责。当得知赵忠尧在南京的家属生活困难后,立即提前核定赵忠尧的月薪,发给家属,以解决燃眉之急。 

  解放初期,反复批判理论脱离实际的旧作风,但却滋生了另一种倾向,使得一些科学家不敢从事基础理论研究。身为院长的郭沫若,以高度的责任感出来讲话了。他在1951年第1期的《科学通报》上发表一篇题为“光荣属于科学研究者”的文章,其中说道: 

  我们应该尊重科学,尊重科学研究,尊重科学研究家。 

  科学研究自然是应该和实际配合的,但在这儿也有种种不同的历程。有的研究和实用的历程很短,研究的成果立即可以见诸实用。但有的却有相当长远的历程,一时是看不出成效来的。 

  对于科学研究,无论内外行,怀着急燥的心情期待,是不妥当的。眼光要看得远一点,算计要打得长一点。 

  中国的科学家们,应该说都是优秀的爱国主义者。正因为爱国,所以才从事科学研究,应用科学来实际建国。 

  但无可讳言,我们对于科学和科学研究,无论内外行,都还不够十分重视。我们的眼光有时太短,而算计有时打得太紧。因此我提出这点暗示来请大家注意。我是在为科学界呼吁,也是在向科学界呼吁。 

  随着科学事业的迅速发展,旧有的研究条件,已远不能适应新的要求,郭沫若数次主持院务会议,讨论研究基地的建设问题。在北京城里寻找发展基地已很困难,只有向城外发展。初选的三贝子花园和北郊黄寺等方案,因为遇到困难而被否定,之后又提出中关村方案。郭沫若偕同几位院领导亲往中关村查看,经过比较,选定了中关村为中国科学院的发展基地。1954年在中关村农田里建起了中国科学院第一栋科研用楼房,供近代物理研究所使用,成为新中国发展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基地。后来又陆续在中关村建起有关研究所的科研用楼,为新中国的科学城打下了初步基础。 

  1958年5月,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加速培养国防建设和尖端科学技术方面急需的专门人才,当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联合部分著名科学家,向党中央提出由中国科学院创办一所新型大学的建议。建议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等的支持,以及中央书记处会议的批准。同年9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北京正式成立,国务院任命郭沫若兼任校长。从筹建到开学,只有半年时间,生源、校舍、师资、教学计划等都要尽快解决。郭沫若亲自出面联系校舍,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又主持校务委员会的工作,聘请了一批科学家担任教学工作。他还为学校作了校歌歌词,请来音乐家吕骥谱了曲。经过多方的努力,一所新型的大学很快诞生了。 

  此后,郭沫若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长达20年,显示出其渊博的知识和深邃的教育思想。在他的领导下,科学院贯彻“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校方针,实施科研与教育一体化政策,充分发挥科学院各研究所师资力量雄厚、科研设备优良的优势,全力支持科大建设;确立了教学与科研、科学与技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办学原则,倡导了“勤奋学习,红专并进,理实交融”的优良校风,建立了培养新兴、边缘、尖端科技人才的新型教育体制,形成了开明开放、兼容不同学派的民主学术氛围,这些都在中国科大以后的办学实践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为学校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76年10月,祖国大地传遍令人振奋的消息,“四人帮”垮台了。郭沫若抱病写出了《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从内心里爆发出自己的欢乐,以痛快淋漓的笔触写道: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 

  他把这首词首先送给中国科学院,院机关人员立即用大红纸抄出来,贴在院内大字报棚的显眼位置。很多人前来抄录,立即在社会上传诵开来。《解放军报》得到消息,首先发表了,后来许多报纸都转载了。一些文艺界人士为词谱了曲,到处传唱,成了表达人民心声的一种形式。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当时郭沫若正在住院,病情很严重,行动很困难,医生不同意他出席大会。他说这样的人会,我不能不参加。医生只得为他做好一切准备,同意他赴会,但时间不能长。他是坐在轮椅上被推上主席台的,会开了不到一半,就被几个人连人带轮椅一起抬下主席台,送回医院。 

  大会闭幕时,他有一个题为《科学的春天》的发言,然而他已无力出席闭幕式了,只得请人在大会上代读: 

  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旧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虽然在重病之中,他又一次以诗人的气质,歌颂春天,歌颂科学,歌颂末来。当我们听到这些朗朗之声的时候,谁会想到,这竟是他献给自己所热爱的科学事业的绝唱!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他留有遗言,把遗体献给医学事业。医院对遗体进行了解剖,看到他的肺已大部分纤维化了,已经失去肺的功能。这是他对科学事业的最后奉献。 

  6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邓小平同志致了悼词。两天之后,遵照郭沫若的遗愿,把他的骨灰撒到大寨的土地上,化作肥田的养料。 

  一代诗人、作家、戏剧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静静地走了。他一生涉猎之广、成就之大、著述之丰,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 

  他太累了,此刻可以安心地休息了。留下自己的业绩,任凭后人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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