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宝堃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十多年了，但张老先生为我国四季划分和气候区划以及领导我国联合资料中心所作的贡献仍然历历在目，铭刻于心。
我国现代气候学奠基人之一
1934年，我国气候学家张宝堃结合物候现象与农业生产提出了新的分季标准，他以候平均温度稳定降到10℃以下作为冬季的开始，稳定升到22℃以上作为夏季开始，候平均温度从10℃以下稳定升到10℃以上时作为春季开始，从22℃以上稳定降到22℃以下时作为秋季开始。这是目前从天气气候角度来划分的四季、为气象领域所接受的一种四季划分的标准。《中国四季之分布》的发表，确立了张宝堃在中国气候学界的地位。1935年，他和竺可桢以及新中国第一任中国气象局局长、著名气象学家涂长望合作编著了《中国之雨量》，1936年发表论文《南京月令》，1940年和竺可桢以及气象学家、海洋气象与农业气象专家吕炯合作编著《中国之温度》，1941年发表《四川气候区划》等,这些科研论文都是中国现代气候学奠基性的学术成果。
我国联合资料中心主任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远在美国学习、工作的张宝堃得知消息，处理完在美所有事务，于12月离美归国。1950年3月10日，张宝堃回到北京，就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并兼任军委气象局联合资料中心主任。他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新中国的气象事业，为我国的气候区划尽心尽力，为积累我国气候资料、科学运用我国气候资料奋斗终身。
我的老师
1963年8月，我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物理系毕业，分配在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第二研究室，师从于张宝堃老师。
1963年8月-1964年8月，张老师每周给我布置翻译一篇英文文章，这些文章全都出自于Nature和Sciences杂志的科学评论性论文。张老师对我的每篇译文都认真修改，并当面解读。四十多篇英文翻译完后，的确有所收益，对外国人写英文论文的样本有所了解，他们表达科学问题的方式有所体会。当然，也有一个副产品，那就是我的视力从原来两只眼睛1.5变成其中一只眼睛的视力降到了1.0。原因是这两种杂志都是采用光板纸，晚上在电灯光下非常反光。
1964年8月我转正后，研究室领导让我负责承担一项国防科研工作，两位比我早两年入所的大学生和一位统计员成了我的组员。张宝堃老师当时担任中国科学院的工会副主席，工作繁忙，没有参加我组的科研工作，但在我组参加政治学习，尽可能地抽空指导我组的科研工作。
“张老”与“老张”
1963年8月，我进入地球物理所工作。彼时，张宝堃老师已经年过60，是第二研究室的最年长者，人们尊称他为“张老”，也是第二研究室唯一一位冠以“老”尊称的研究人员。我也和其他同事一样尊称“张老”。
有一天，张老约我去他办公室，让我坐下来与他讨论。我认为是要讨论我的英文翻译问题，静候老师的指导。但事出意外，张老认真地问我：“大家叫我张老，你认为是叫张老好，还是老张好？”问题来得突然，我有点不知所措，没有立即回答。张老好像看出了我的心事，态度和蔼地说:“不要紧，今天我们是同志式地讨论，畅所欲言。”接着，又鼓励我，说:“你平时说话办事很有分寸，年纪轻轻的，倒像是老高，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张老这样看得起我，我就大胆地说：“各有千秋。”“怎么讲？”张老问。“大家尊称您张老，是大家发自内心地尊重，但显得有距离；如果叫您老张，那非常亲切，也符合共产党的习惯。”“对了，我赞同大家叫我老张，你带个头，如何？”我有点为难，没有立刻回答。张老笑笑，说:“不要在意，随便聊聊。”
张老当时担任中国科学院工会副主席，经常喜欢与同事们谈心，倾听同事们对于有关工会工作的建议和意见，例如，宿舍的暖气热不热，路上的电灯亮不亮，等等。为了能够了解同事们生活中的困难和意见，他希望自己是大家的老张，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张老。用心良苦啊！
“你们有多少时间？”
1991年起，张老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当时，他的夫人鲍老师已经去世，鲍老师的侄儿和张老住在一起，但他工作也忙，整天都是张老一人在家。在张老的卧室，他已经不愿意睡在床上，而是睡在床边的书堆里，还不愿意改变这种习惯。那时，张老住在中关村北区的4号楼，我住在北区的9号楼，时任科学院副院长的叶笃正老师住在南区。当叶笃正老师得知张老身体欠佳时，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看望张老，每次都是路过我家时约我一道前往。记得每次去看望张老时，老人家都很高兴，但他知道叶笃正老师工作忙，总是一开始就问:“你们有多少时间？不要耽误你们的工作。”当叶笃正老师说“没关系”时，张老笑了，他以长者的口气说:“院里工作忙，不能够耽误，给我半小时，如何？”我听了，心里难受。张老是大气物理所的老前辈，也是叶师的前辈，但他处处为他人着想。在这短短的会面时间里，张老非常关心科学院的情况，不时向叶老师打听，有时还要谈谈自己的见解。
从叶老师看望张老的过程中，我印象深刻的是，科学界前辈之间的对话，充分反映了对长辈的尊重，也反映了张老事事为他人着想的高风亮节。
竺可桢副院长眼中的张宝堃
1966年，由于参加国家登山队的天气预报工作，我曾经一度生活工作在国家登山队。每周星期二、星期五，我们可以在北京体育馆的游泳馆游泳锻炼两小时。据说，这两天过去是北京市的副部级以上干部游泳的时间，由于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相当一部分干部都没有机会来这里游泳了，因此，我们才有机会来这里游泳。一天，我们正在游泳的时候，一位风度翩翩的老人进来了。老人带着一付黑框金边眼镜，身材瘦高。老人先在游泳池边活动活动，然后手扶游泳池边的栏梯慢慢下水，以蛙泳姿势游两百米后坐下来休息。我望着这位老人，好像在哪里见过。“想起来了！”我高兴地差一点喊出声来。那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先生。我与同游的登山队气象组其他同事交流后，大家一致认为是竺可桢副院长。想起竺老是张宝堃老师的老师，我大胆地走过去，恭恭敬敬地问：“您是竺老吗？”老人问：“你是……”我赶忙立正回答：“我是科学院大气物理所的高登义，是张宝堃老师的学生。”“啊！”老人高兴地让我坐下来，“那你怎么在这里呢？”我把我在国家登山队协助做珠穆朗玛峰登山天气预报工作的事情简短汇报后，竺老高兴地说：“好，好”。接着，竺老询问我一些珠穆朗玛峰天气预报的事情，我一一回答。末了，竺老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们研究所在刚刚解放后的几年，一直参加国家的天气预报，这是好事情。后来因为某些原因没有继续下去，这下好了，你继续下去了。”我当即表示，“一定要尽最大努力把国家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天气预报做好。”竺老很高兴，在他临下水游泳前对我说：“你要好好学习你的张老师，他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对于资料非常认真，非常严格。”
竺老对我的教导铭刻于心，我要学习张宝堃老师“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工作作风，对于气象资料“严格认真”的科学态度。
留下难忘的遗憾
1981年1月，我应邀赴美国科罗拉多州大学大气科学系工作，离开北京的那天早晨，张老还特意赶来为我送行，并叮嘱我“学成归国报效祖国。”一年后，我归国了。尽管那时我从事珠穆朗玛峰对于大气和大气环流演变影响的考察研究，张老也不在我组，但我们师生之间个人来往很频繁。记得是1984年前后，张老正在分析研究春季大气暖波变化对于预报寒潮的规律，有了初步结果。张老希望我帮助他分析研究这种规律与大气环流演变的关系。我因一个又一个的国家科学考察任务，没有完成张老的嘱托，留下了终生的遗憾。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我也快八十了。回忆我与张老相处的日子，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张老对我国季节划分和气候区划的科学贡献，对我国联合资料中心的建立和中心工作的开展而呕心沥血的足迹，对我这位学生的科学人生的教诲，令人永远难忘！
我国著名导演、演员谢添在张宝堃老师八十华诞时，为他题写的“世间人瑞 气候先河”，是张宝堃先生人生最精准的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