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今追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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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我负伤了!
来源:海洋所离休干部 冯素珍   时间: 2010-12-30    字体大小[]

我和哥哥冯德润,是1949年6月在浙江省衐县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31师军政干校的,随后调入师文工队。那年,我才15岁,哥哥17岁。

1950年10月25日,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将罪恶的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为了响应祖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1951年1月,我们31师奉命出川,开赴河北晋县集结待命。3月24月我们文工队,紧跟部队跨过了鸭绿江,和朝鲜人民军共同打击世界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那时,因为我年龄小,身体又不好,我和另外一些同志暂时被留守在辽宁省宽甸县休整待命。但是,我们仍抓紧时间编排节目,做好随时入朝参战的准备。五次战役结束后,部队在金城地区转入防御,我们这批留守队员才来到朝鲜前线。这时哥哥已是分队长了。

1951年10 月,部队转入阵地防御后,我们的慰问演出任务也随之多起来,演出形式有多种,主要以小型文艺节目为主。通过演出活跃部队文化生活,鼓舞部队士气,让战士们以高昂的斗志多消灭敌人,为国争光。

1952年10月中的一个夜晚,我们接受任务在师指挥所的山洞中为师庆功会演出。在返回驻地——苏谷的途中,要通过敌人的炮火封锁线。那天,天格外黑,西北风刮个不停,敌人的飞机不停地在空中盘旋。刺眼的探照灯不时划过夜空,隆隆的炮弹爆炸声时远时近响成一片。这炮声对我们这些文艺战士来说已司空见惯。一路上歌声、笑声驱散了大伙儿一天的疲劳和寒冷。敌人的炮弹爆炸声离队伍越来越近了,大家不约而同地加快了脚步,接着又传来了队长的命令:“拉开距离,加速前进,注意隐蔽”!正当队伍过河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只听一声巨响,一发炮弹突然落在了我们的附近河沟里,接着又是“哐”‘哐’一阵巨响,两发炮弹在我们队伍中间爆炸了。我被突如其来的炮弹击倒在河里,一阵剧痛向我袭来,心想“这下完了!”。就在这时,耳边传来了一位战友的歌声:“我们是中国的青年,站在祖国的最前线……”这歌声是那么的清晰亢奋,这熟悉的歌声将我唤醒!“我没有死,我还活着。”我用全身力气试着爬起来,但身体怎么也不听使唤。我感到天昏地转,双腿麻木。蓦地,我想起了哥哥。在河水中我边爬,边喊:“哥哥,我负伤了!”,不一会儿,听见一位男同志喊:“冯德润,你妹妹负伤了!

哥哥和战友李梅同志将我从河水里拖了出来,背到山脚下的小防空洞。这时我的棉衣裤被河水浸透了,血水和泥水渗在一起,冻得我上牙咯着下牙说不出一句话来。哥哥借着微弱的手电筒光,在我身上寻找伤口,他一边找一边说:“上身没问题!”当找到左大腿外侧时,摸到一个如拳头大小血肉模糊的弹伤,他叫了一声“是伤在了左腿!“大伙七手八脚撕开我的破棉裤,将伤口包扎起来,又用棉大衣把我包裹住。而头部后脑勺的伤口因被头发辫子遮住,没被发现,血不停地往外渗。大约半小时后,师首长赵蓝田、政委刘瑄派来的吉普车和医生、护士来到防空洞,他们立刻为伤员进行了消毒、包扎、注射破伤风针等简单处置。为了保证伤员不再第二次负伤,首长要求司机以最快的速度把我们送到师卫生营野战医院。

我们到达师卫生营时,已是后半夜了。人们早已进入梦乡,而那些为伤员忙碌的医护人员同志们,发扬了救死扶伤的革命精神,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不顾疲劳、寒冷与饥饿,一直为我们动手术忙个不停。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对战友的感激之情,将牢记终生。

这次负伤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住医院,也是第一次上手术台,心里有些紧张。当时全身无力,头好像要爆炸似地疼,两耳吱吱声响个不停,只感到天昏地转,迷迷糊糊,我们被抬进了手术室。动手术虽说耳朵听不见,但从战友的眼神、表情可以看出,是在鼓励我、安慰我,为我加油、鼓劲,使我更坚强,发掦革命战士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配合医护人员作好手术。

所谓的手术室,设备极其简陋,屋里只有两张手术台、没有电灯,手术时只能用汽油灯来照明。当时由于时间紧、照明条件不好,左腿深处的炮弹皮还没有取出来,半年后才发现(又作二次手术)。当手术结束时,天已大亮,我和刘文同志被安置在一个小山头下面的两个小防空洞内,她在山东头,我在山西头,洞口用棉被做门帘。洞内只有单人床大小,进出洞时,只能站在洞口,弯着腰,低着头,里面潮湿阴冷,不通空气。为防止冻伤,同志们给我盖了五床棉被,下面还铺了三床,头戴棉帽、平躺在洞内。棉被内外血迹斑斑,破烂不堪,发出令人作呕的血腥味。手术后有一小男孩24小时护理我,每次喂饭时,不等吃饱,饭菜就凉了。就这样在洞内昏睡了三天三夜,而后脑勺的血不停往外渗,直到第四天换药,才被医生发现。也就是在这天我和刘文同志,又被重新安置到一位朝鲜老大娘家。条件好多了,战友相见也分外高兴。虽说居住条件改善了,但敌机仍不停的狂轰乱炸,生命安全再次受到了威胁。这时刘文的伤也较稳定,我的精神好多了,可以坐起来了。在师卫生营住院时,师首长和文工队的领导派人来看我们,方知我们这个班共8个同志,年轻、漂亮、多才多艺的班长戴儒品同志及另外两名男同志壮烈牺牲了,连我有5位同志负了伤,刘文同志左腿被炸断了。听到噩耗,我悲痛万分,禁不住放声痛哭!这是我负伤后第一次流泪,也是我亲眼见证美帝国主义又欠下了我们一笔血债。也更坚定了我打击美帝国主义的决心。血债要用血来还。我痛下决心:要服从治疗,好好养伤,争取早日重返前线。

由于战地医疗条件有限,没有女护理员,为防止我们第二次负伤,院领导决定送我和刘文同志回国养伤。几天后我俩眼含着热泪告别了同生死共患难的哥哥和战友,来到哈尔滨第36陆军医院。经过治疗伤口很快好转,但医院又发现我患有严重的妇科疾病,要求我继续留院治疗。医院领导还动员我,等伤口和身体恢复后,转业到黑龙江省地区文工团工作。我一听思想就激烈波动,开始不安心住院,也不愿继续治疗。一心想着重返前线,与战友们一起继续共同战斗。就这样,在一个星期日晚上,悄悄离开医院,来到丹东市志愿军总后,自行办理了第二次入朝手续,又一次踏上朝鲜这块热土!

在朝鲜,我独自一人踏上寻找部队的征途。途中,见到志愿军开饭我就跟着吃,见到志愿军的汽车我就招招手上车。晚上住在朝鲜老大娘家里。那时我长得又小又瘦,扎了两条长辫子,乍一看就知道我是搞文艺工作的,要求给他们表演节目。每到一处,只要战士让我唱歌跳舞,我都尽心尽力去满足他们的要求。有时唱了一首又一首,却一点都不觉得累,开心极了!不少好奇的志愿军同志逗我说:“小鬼不要走了,就留在我们这吧!”同志们的盛情挽留,被我谢绝了。我决心已定,就是跑遍朝鲜的山山水水,一定要找到哥哥和我的战友。终于,经过十数日的长途跋涉,几经周折,我又回到了31师文工队,与哥哥和战友们再次重逢!开始了我新到的战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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