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今追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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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经历的抗美援朝鲜战争
来源:武汉岩土所 李兰成   时间: 2010-12-30    字体大小[]

日月如梭,朝鲜战争已爆发六十周年了。当年被中国人民尊称为“最可爱的人”,幸存者如今早已白发苍苍。六十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背负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伟大使命,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在彭德怀司令员的率领下开赴朝鲜,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展开血战。把敌人从中朝边境赶回到“三八线”以南,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为维护世界及亚太地区和平作出了贡献。

回顾那场战争,感慨万端,昔日战火连天,艰苦岁月,仍历历在目。

(一)

1950年冬,我西南军区炮兵第10团奉命从四川成都出发北上参加抗美援朝。在北京昌平县重新装备了苏式火炮,于当年五月初就雄赳赳气昂昂的跨越了鸭绿江。这是我从未见过的一条大江,但它对我的印象太深了。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唱的歌曲就有将日本鬼子赶过鸭绿江。

过江前夕,我和几位老战友在丹东市(今安东)一个小酒馆里喝了几杯,以后是否还有这个聚会的机会?谁知道呢!“古来征战几人还”?也许我们之中有的同志不能再重返自己的祖国!但大家决心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不畏强敌,奋勇前进,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炮兵第10团是一支立有战功的部队,它的前身是山西决死第一纵队炮兵连(迫击炮)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百团大战,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在刘邓、徐帅及陈赓、王新亭将军指挥下先后参加了上党战役,及攻克山西通城、临汾及晋中、太原战役。在西北战场追歼胡宗南部时支援步兵攻克了秦岭。1949年进军成都。

从1948年2月-1954年,我先后在炮10团担任通讯参谋,侦通股长、第三营营长,长达六年之久。

入朝之后首要任务是如何对付美国空军。由于我方没有制空权,天空被敌控制,我军运动部队及运送军用物资车辆只能在夜间进行。而敌机活动不分昼夜,为此我方在公路沿线及交通要道每隔一段距离设一个防空哨,一旦发现敌机就鸣枪示警,行进中部队及车辆听到示警枪声就迅速隐蔽。

朝鲜5-6月间常有大到暴雨发生。敌机和暴雨都阻挡了我军前进。美国“野马式”战机有时飞行高度比大树高不了多少,对我地面部队威胁很大。我空军只有米格15参战,有时可看到敌我在空中交战,好像是几只小鸟在天空打架,有点好玩。由于米格机飞的很高,它不能直接支援地面部队作战。老美还有一种飞机,可以停留在空中2—3千米处不动,观察我炮兵阵地动向,并指示敌炮火压制我火力。我们把这种飞机起名叫“观察机”,有一架观察机被我高射炮击落,飞行员跳伞时被俘,是个黑人。敌机有时也散发一些传单,这些传单既有作反面宣传的一面,也有我们获取信息的一面。有一天我从坑道内外出小便,发现有几张传单,顺便捡了一张,上面只有五个字:斯大林死了。当时不知真假。事后证实确有其事。

1951年深秋,我团司令部驻地遭敌空袭,团政治委员邓玉林同志负重伤牺牲,邓政委是江西省人,长征老红军,是我团老领导人之一,深受大家爱戴,他牺牲时,女儿铜梁尚不满周岁。她今年应有60岁了吧。邓玉林同志现安息在河北石家庄烈士陵园。在陵园烈士遗物中有一条皮带是他在红军长征时用过的。

一九五三年我回国后曾去石家庄看望过邓政委夫人幸壁如以表慰问。

(二)

入朝鲜后我参加的第一次战役是上甘岭攻防战。在团长姚路同志的带领下组成了团前方指挥所。组成人员有作战股长冯秀川同志和我。以及报务员,电话员、观测员、通信员等。我所在的炮10团有两个营参战,共24门火炮。炮兵阵地距火线五公里左右(该炮有效射程八公里左右)。

解放战争期间,在攻打山西运城,临汾及太原城时,火炮都是直接瞄准长墙射击,打开缺口为步兵开辟前进道路。而在朝鲜则是按地图确定射击目标。当时参战炮兵较多,是哪支炮兵作用大些,战果难以分清。参加上甘岭战役的有一支苏制客秋莎火箭炮团,这种火炮在苏、德战争中给予德军极大的杀伤,他的炮弹有燃烧功能,它没有炮筒,而是将发射架装在汽车上,它的外形近似铁路上的铁轨。一个齐射能发射二十四发炮弹。据说一发炮弹价值四两黄金,真是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在指挥所可以看见它发射时的火光。为了保密和防止丢失,它在发射前1—2小时才进入阵地。发射完毕立刻撤离阵地返回后方。入朝前我和作战股长及三位营长被送到沈阳高级炮校培训了三个月,对苏式火炮性能有些初步的了解。

1952年夏,月份记不清了,我调任炮10团第3营任营长。我营奉命归47军140师指挥,在朝鲜中线防守“马良山”一线阵地。140师师长梨源(后任47军长,文革时任湖南省革委会主任)。

步炮联合指挥所设在马良山最高处一个坑道里。朝鲜停战谈判正在开城板门店举行。为了取得更加有利条件,敌我双方中小规模战斗仍时有发生。

梨源师长决定对当面之敌发动一次“反击”!他亲自主持作战会议。会议在马良山最高处一个山洞举行。

参加会议的有一位步兵营长和三位连长,因在反击战中需炮火支援,我以炮兵指挥员的身份参加会议。

梨师长意图是:对当面之敌发动一次“反击”决定动用一个营兵力,其中一个连为尖刀连。会议研究决定了反击时间,兵力部署,炮火支援,后勤保障等问题。

在讨论由哪个连为尖刀连时发生了意见分歧。三位连长都表示要担任尖刀连任务,各自谈了自己连有利条件,有的说他们连已做好一切准备。有的连长说他们对地形熟悉。有一位最年青连长发言说:如果拿不到尖刀连的任务他无法向大家交代。这位连长20岁左右,看样子精明、英俊。为争尖刀连任务争论激烈。而那位营长却一言不发。我看他也为难,而我更无发言权。

师长把尖刀连任务交给了那位20岁左右的青年连长。

反击战取得了胜利,拿下守敌一个山头。我们那位可敬可爱的年轻的连长却永远安息在异国土地上,长眠不醒。据140师同志说他原是梨师长警卫员。

本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是一位老兵,军龄比他们长,职务比他们高,年纪比他们大(我已二十六岁)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自愧不如。

岁月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我没有记住他的名字,更不知道他是哪里人氏,但是,那位青年连长的音容笑貌在我脑海中仍时常浮现。

(三)

马良山反击战之后不久,我营观测员报告,在我阵地前方一个名为高线下里村庄附近(村名是从地图上查到的)有一个较大场地。最近几天发现常有敌军在那里活动。每天上午、下午各一次,时间长达一个多小时。是美军?南朝伪军?还是英军?从观察镜中分辨不清,建议用炮火袭击该敌。

我和教导员王成柱同志及营参谋长韩洪祥同志决定接受建议,并报经团司令部批准。做好了一切战前准备工作。如弹药准备、政治动员等。

我营共有苏式7.62半自动野炮十二门,并配属有一个高射机枪连。一天上午当敌军出现时,我果断下达了射击口令:发射!12门大炮速射了三百多发炮弹,大部分命中目标。遭我炮火突然袭击,敌四处逃散。我又对敌军撤退必经之路进行了拦阻射击,敌遭重大伤亡。战后受到志愿军总部通报表扬。

我调离该营赴沈阳高级炮校学习时,在鉴定会上教导员王成柱同志发言说:作战勇敢,决心果断。

朝鲜停战后,朝鲜最高人民议会授予我一枚三级国旗勋章。

(四)

为了抗美援朝,祖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物质代价。入朝期间,部队生活是有不少困难的,全国虽然解放了,但国家百废待兴,经济实力很差,但祖国对志愿军却尽力支援,基本上能满足生活需要。我们可以吃到上海生产的猪、牛、鱼罐头和压缩饼干,也能吸到沈阳生产的大生产牌香烟。因缺少新鲜蔬菜,战士得夜盲症的很多,夜间行军看不清道路,对行军、作战都有影响。

当时部队多民房有限,有时只能露营。我营从前线撤回后方休整时,我和老伴张甦才能见面。我俩就住在山半腰用几根木棍架成的床上休息,上面放一块雨布挡雨。

在前方坑道里也是这个办法,防空洞底部有水,也是架几根木棍。而今我年已八十有四,但腰腿都没有什么大病痛,行动自如。

遵照党中央毛主席指示,我军在朝鲜和在国内一样,严格执行我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爱护朝鲜的一草一木,和当地群众亲如一家。战时朝鲜群众生活相当艰苦,特别缺少生活用品,有时我们也赠送一些毛巾、香皂等小礼品给他们,能帮助之处尽全力帮助。

我至今保存有两件抗美援朝时的纪念品:一件是当地人民群众赠送一面锦旗,上面写有中朝两国文字,中文写有“中朝团结”。另一件是一块毛毯。朝鲜战争期间,党和政府多次派出赴朝慰问团,党和国家领导人陈毅、贺龙元帅都带团赴朝慰问。还带有很多文艺团体,如京剧团、豫剧团等,名演员梅兰芳、常香玉、侯宝林等都去过,并带有大批慰劳品,分给我的有一块毛毯。在慰问品中有的来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我这块毛毯就来自捷克。

国内来的文艺团体虽多,但大多数部队是看不到的,他们多在军以上首脑机关演出。闲暇我们只能玩扑克、打百分、争上游、赶猪、吹牛等玩法,就是那时学会的。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在五次战役中由于指挥失误,有为数不少的指战员被俘。他们回国后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志愿军老兵们退伍后有的人生活穷困,而他们连一封慰问信都没有收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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