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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管理二十年
来源:院机关退休干部 李满园   时间: 2009-12-04    字体大小[]

 

 

 “百家争鸣座谈会”与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

    19741984 年是我国从乱到治的十年。老一辈的科学家都还记得,文革期间在中科院搞基础研究是要受到批判的,就是想搞基础研究也得不到多少经费支持,所以在科技界和教育界当时流传一个口号叫做“搞基础(研究)危险,搞应用(研究)保险”,说明当时开展基础研究的困难。1972年毛主席接见杨振宁、李政道等十二名美籍华裔学者,在科技界和教育界引起了对基础科学研究的广泛重视,周总理针对科技界出现的忽视基础研究的问题,提出要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并指示中科院要通过搞大科学工程把基础研究带动起来。周总理指示在中科院建设正负电子对撞机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周总理语重心长地说“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中科院正准备加强搞基础研究的时候,出现了1974年春天刮起来的批林批孔批周公,在科技界又加了一个批判“理论风”。那时在我国还要不要搞基础研究这个问题上,引起了全国知识界的广泛关注。

   19744月,时任国家计委主任的余秋里同志指示中国科学院联合高校制订我国基础科学研究规划。当时周荣鑫同志(曾任周恩来总理的联络员)主持中科院的工作,指示由中科院牵头联合国务院科教组(即现在称呼的教育部)组织一个全国基础科学调查小组对全国的基础研究状况进行调查,当时钱三强同志任我们的科学顾问,董效抒同志任组长,我任副组长。根据周荣鑫同志的指示我们对全国基础科学的研究状况进行了一次调查,召开了数十个座谈会。参加这个调查组的成员都是科学院的研究所和高校的中年业务骨干,他们到北京大学调查时北京大学把他们拒之大门之外不予接待。在吉林大学调查时,唐敖庆教授问:“你们对周恩来总理接见十二名美籍华裔学者的讲话怎么看?”我们无言以对。在中科院的研究所调查时,有些同志对中科院批“理论风”问题直接提出了批评,指出中科院批理论风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政治上是有所指的。各调查组回到北京以后将调查情况汇总向周荣鑫同志作了汇报。由于当时的政治情况比较复杂,又加上“四人帮”的干扰,周荣鑫同志听完汇报之后没作指示,调查工作也就不了了之。

1975年春,胡耀邦来中科院主持工作时再次听了基础科学调查小组的汇报,并传达了当时主管科技工作的华国锋副总理的指示:委托钱三强同志主持并要求在中科院召开一个“百家争鸣”座谈会,听听科学家们对科技工作的意见。当时我们找了黄昆、何祚庥、张文裕、邹成鲁等十多位国内外知名的科学家进行了座谈。我当时负责整理了六期《简报》,送给胡耀邦同志看过之后向小平同志做了请示,经邓小平同志批准将《简报》发至中央各部委,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及各新闻单位。《简报》内容的标题是:《科学也要向文艺体育那样从小培养人才》、《科研院所要建立学术委员会》、《科学是生产力,不是上层建筑》等等,这在当时是科技人员非常关心的问题,也是科技界、教育界非常敏感的话题。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有几件事:

1、邓小平同志看了《简报》中登载的黄昆教授在北京大学不能开展基础研究的报道,小平同志明确指示将黄昆教授从北京大学调到中科院半导体所给他创造科研条件,安排好他的科学研究工作;

2、根据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问题的指示,何祚庥教授提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是生产力,不是上层建筑”;

3、由于中科院《汇报提纲》写进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问题,1976年批判科技界右倾翻案风时,华国锋同志指示召开的“百家争鸣座谈会”及下发的《简报》也就成了当时科技界批判右倾翻案风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钱三强主任的科研布局

   1977年“四人帮”粉碎后,由中科院牵头联合教育部编制了科学技术八年规划,钱三强同志仍然担任我们的科学顾问。1980年,时任中科院数理学部主任的钱三强同志指示我们召开了一个有100名国内外知名的科学家参加的国际学术会议,其中有十七位华裔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与会学者对当时国际上开展的科技前沿问题和科研热点课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这次会议之后,薛士莹和李满园根据科学家们的建议将“固体物理学科”改成了“凝聚态物理学科;加强了对液晶、纳米、超导等功能材料研究的重视,同时也将物理学和其他学科的交叉如“生物医学工程”、“汉语语言人机对话”和“计算技术中的数字技术”、“核磁共振成像技术”以及“卫星图片判读”等项目列入了中科院的学科规划;在理论物理方面根据钱三强同志的建议成立了由彭桓武先生领导的“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和葛庭遂先生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固体物理研究所;在数学研究方面.加强了对陈景润研究的1+2课题和吴文俊先生研究的“机器证明”等研究项目的支持。为八十年代我国开展超导材料、纳米材料、核磁共振成像技术、声学数字技术、卫星遥感技术的学科发展和新兴学科的建立打下了坚实基础。

周光召与数理学部的工作

   1981--1989年,周光召同志任中科院副院长兼数理学部主任时,决定的几件重大事情也是很值得回忆和称道的。

   一是建立了国家级开放实验室。1980年我们根据国家改革开放的形势需要,由章综、薛士莹和李满园提议建立国家级、开放性、研究型实验室的意见书,这项建议当时在院党组办公会议上没有通过。钱三强同志当时因病休养,周光召同志当时代替钱三强主持工作,光召同志认为这项建议很有创意,决定在数理学部先试点。由于试点的效果在科研单位中反映不错,国家计委和国家科委在对基层研究所调查时科研人员反映很好,经过几年的经费投入和科研试点,国家计委和国家科委把开放实验室的建设列入国家级项目规划,并在全国科研院所、高等学校推广开来。当时数理学部率先提出的19个实验室成为国家第一批对全国开放的实验室。

   二是建立了国家超导研究开发中心。高温超导材料的发现,使中科院物理所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名震一时。这一事件不单对超导而且对全国物理界都是一个震动,也引起了国务院各部委、地方各省市主管科技的决策层领导对基础研究的重视。1987年我国政府对科学研究的拨款还是很有限的,如何将全国的科研力量组织起来,有效地开展联合攻关,成为当时中央领导同志关心的一大问题。1987年应新华通讯社的邀请,我写了一篇关于建立“国家超导研究开发中心”的建议书,登载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上,并得到了李鹏、胡启立、田纪云、方毅等中央领导的批示。中科院周光召院长根据中央领导的批示,建议在国家科委和国家计委立了项。周光召同志倡议在科技界率先为科研人员提供一个宽松的研究环境,此举应该说是走在科技改革开放的前列,有利于把全国的科研力量组织到一起来,使建立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国家超导联合研究开发中心”成为科技界第一个跨部门的、综合性的、对国内外开放的国家级超导科学研究中心。师昌绪、严东生组成的评议专家组和国家科委宋建同志,都对国家超导研究中心的研究方式和管理给予了高度肯定。

   三是从科研人员中选拔培养一批企业家。1983年周光召主持中科院工作之后,面临中科院的方向任务要不要调整的问题。周光召院长在给当时主持国务院工作的赵紫阳总理的报告中提出三个主战场,在中科院的研究方向中增加了高技术的研究开发和产业化的内容。作为试点,1984年周光召院长指示我筹备并成立了中国科学院第一个以高技术研究为宗旨的高科技开发公司,即中国科学院科理高技术公司,在此基础上1984年秋又指示我“从科研人员中培养并选拔一批企业家”。根据周光召同志的指示,我向周光召院长建议将侯自强、王震西、柳传志、屠炎、李云言等一批科研业务骨干转向高技术产品的研发和制造。有些人从那时起就成为了我院高技术产业化的组织者和项目带头人。

纳米科学与中科院的一个新学科生长点

纳米科学在我国的研究工作已经开展二十多年了,很少有人知道这个项目在我国诞生及发展的过程。由于这个项目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重点,需要对它的诞生过程做一个历史的回顾和记载。

这件事源于中国科学院固体物理研究所,该所原来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固体内耗,作为一个研究所只有这样一个研究方向太窄,从学科发展需要也跟不上世界发展的形势,因此增加固体所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就成了中科院数理学部研究关心的重大问题。当时我任数理学部物理处处长,任务自然落在我头上。1987年在调研的基础上,我请固体所的研究员张立德同志给院里写过一份调查报告,建议在固体所开展纳米材料科学研究。这份报告写好后我送给了严东生副院长,严副院长看过之后,支持我们的建议同意在此基础上继续开展调研工作。1988年由李满园、邵立勤、刘佩华、胡善荣、张立德、解思深等同志组成了纳米科学研究立项调研小组在我院物理所、金属物理所、固体所、化学所和部分高校进行了座谈,写出了加强纳米科学研究的调查报告。19901991年,在合肥连续召开了两次全国性的纳米科学学术会议,在此基础上1992年根据严东生副院长和时任政策局局长郭传杰的建议在院部召开了一次纳米科学发展战略研讨会,为纳米材料科学研究列入国家攀登项目创造了条件。严东生、冯端、张立德成为我国攀登计划第一批首席科学家和学术带头人。1994年在北京天文台兴隆观测站确定了将纳米科学上报院长办公会议申请列入中科院院级科研项目,并确定将纳米科学研究上报国家科委建议重点扶植,同时决定把纳米科学研究确定为固体所的主要研究方向。并在北京物理所组建了纳米科学研究中心,负责组织全院科研攻关的组织协调工作,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就是在中科院纳米科学研究中心的基础上建立并发展起来的,现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国家科研中心。

“九五”规划与大科学工程

1995年,钱文藻局长传达布置周光召院长的指示,准备制定“九五”国家科学规划。当时中科院的科研经费不足,钱文藻局长明确将要到外面去找钱。我当时分管基础科学局物理学科的规划工作,为了落实领导的部署,我联合国家科委基础高技术司林泉和邵立勤司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数理学部主任王鼎盛同志,共同组成了“九五”规划调查组对全国物理学中的基础研究和大科学工程进行了调研。我们写出了联合调查报告,上报给宋建、朱丽兰、张存浩和周光召等同志,在1996年物理学科发展战略研讨会上,国家科委宋建主任明确说“大科学工程还是要搞的”,就此1997年国家将大科学工程列入了“九五”规划。十几年过去了,现在陆续完工的高能物理所的“正负电子对撞机二期工程”、兰州近代物理所的“重离子加速器冷却储存环工程”和合肥董铺岛的“全超导托克马克装置”等都已经开始运行。当然具体工作是后来的同志实施的,我们只不过是开了个头。

从事科研管理工作的体会

从事科研管理工作和搞科研不同,既要领会掌握党和国家的政策又要贯彻好中科院的办院方针;既要领会科学家的思想又需要把科学家的语言变成科学管理语言,争取上级国家机关和领导的支持才能实现;科研管理人员既要有独立的思想又需贯彻好领导的意图。通过实践我有四点体会:

1、基础研究重在培养人才。二十年来,通过超导和纳米科学研究我国培养了一大批基础科学人才。如超导研究我国原来只有三位院士,1987年高温超导研究取得重大突破之后的二十年里新涌现的院士有赵忠贤、甘子召、吴培亨、龚长德、杨国帧、张裕恒、朱道本等八位院士;在纳米科学研究方面新涌现的院士有卢柯、都有为、范守善、李述汤、解思深、钱逸泰、侯建国、赵东源等八位院士,仅这两个学科就涌现了十六位院士,可见基础研究是培养国家基础科学人才的摇篮。

2、基础研究是新学科的生长点和发展高科技的科研基地。在物理学和技术科学中,基础和应用没有严格的界限。昨天的基础研究很可能就是今天的应用研究。二十年前我们只知道纳米科学在学术上有它的广阔空间和应用前景,无法预测纳米能在哪里开花结果,可是二十年后就不同了,通过科学家的实践和新闻媒体的宣传,纳米科学已经成为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新型材料。如纳米芯片、纳米显示屏、纳米触摸屏、纳米高密度存储技术已成功应用于手机、数码相机、显示屏等重要的高科技产品上,纳米生物芯片和纳米传感器已成功用于疾病的早期诊断和环境监控。在燃料电池、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的升级换代方面纳米材料和技术也起到了关键作用,纳米材料和技术给新兴工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也为国家工业化生产参与国际竞争指出了发展方向。由此可见,国家没有基础研究就不能领先别人,国家没有高科技就会受制于人,科技落后就要挨打。在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国家必须建设自己的基础研究基地。

3、科研管理专家必须树立甘心为科学家服务的思想。要善于听取科学家的意见,虚心做他们的学生;在科研成果推广和应用方面需要掌握运用积累的知识和智慧,将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推向应用,实现产业化。管理科学也是一门学问,有些单位和部门把有成就的科学家调去搞管理,实际是对人才使用的一种浪费。

4、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开展基础研究要有一个相对宽松和稳定的环境才有利于出成果出人才,不要以论文多少论科研水平的高低。文革期间批“理论风”是对基础研究的无知和摧残;现在需要警惕的是另一种倾向,即行政管理部门的急功近利,不切实际的对基础研究施压,盲目追求论文的数量而不顾论文的质量,再加上功利主义催生出来的浮夸风、又出现了抄袭论文恶劣风气,剽窃别人的成果即害单位也害自己,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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