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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里――成都科研基地诞生和崛起追忆
来源:成都分院退休干部 崔伯良   时间: 2012-08-06    字体大小[]

在科学的第一个春天里孕育和诞生的中国科学院成都科研基地,正和我们的祖国一样,走过了风风雨雨的五十三年。它,经历了从四川分院的初建,到西南分院的扩大,从“文革”时代的解体到成都分院的重建及复苏的时大时小、时聚时散、时乱时治的曲折道路。

春天里孕育 春天里诞生

1958年春天,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了著名的成都会议。在那次会上作出了《关于在各省、区建立科学机构和地质队的意见》的决定。在这个《决定》中提出在各省、区建立中国科学院的分院。中共四川省委、省人民委员会随即作出决定,筹备组建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并指定由马识途同志负责。时任四川省建委主任和省建设厅厅长的马识途同志,正领导着五万多职工队伍,担负起四川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中很大部分建设任务的大摊子,干得热火朝天,还真有点不情愿又去白手起家、重新组建一个更不好组建的新摊子。然而,这位在地工作时期就担任地下党川康特委书记、冒着九死一生风险为新中国诞生而奋斗的老革命,响应党和政府“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义不容辞地挑起了这一重担,在四川省委、省人委的领导和大力支持下,立即投入筹建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的各项工作中。

首先搭“庙”。他发挥在建委作领导的影响,运用“余权”,从建设厅要了一幢大楼作为分院的司令部;从建委要了一支建筑队伍,赶着在成都南郊华西坝的田野、棺山上,把河沟改道、平整土地、修筑道路、接通水电、搭起一些简易工棚,分配给拟筹建的各研究所,一个研究所能分到三几间工棚就不错了。而连工棚都分不到的,就借住在川大、地院等大学校园,暂且“寄人篱下”。

同时请“神”。他利用解放初期曾任川西区成都市委组织部长,熟悉干部的优势,从省市各个方面调来一批虽然不熟悉科学、却是立场坚定、干劲十足的老红军,作为领导骨干;从相关高校点名抽调一批业务骨干(如华西大学教务长、二级教授何伟发、轻工部中药所三级教授刘言明、四川大学引进的1957年摆脱美国重重阻挠回国的四级教授彭季谐、两栖类动物学家胡淑琴、赵尔密、著名水稻专家李仕勋等)。从而搭起了像模像样的学术架子。

为“将”招“兵”。1958年,那是一个大跃进伊始的年代。到处都争着要人。即将诞生的四川分院真有点“饥不择食”!从西师、川师挤出一些本应分去教育战线的毕业生,也算胜利。无奈之下,拔“青苗”(即在一些理工科院校仅仅上了一两年学的提前毕业)又要了一批人;从部队复员的战士中又接收了好几百人,作研究所的工人或后勤服务工作。

四川分院的老院长马识途同志,大刀阔斧、夜以继日地干着。经过这么四、五个月的功夫,招兵买马、安营扎寨、打刀铸剑,终于打开局面,真的白手起家、从无到有,中国科学院在成都的这个科研基地,迎着科学的第一个春天诞生了!

回忆起这段极其难忘地岁月,马老不无感慨道:“这其中经历了多少希望与失望、欢乐与痛苦、成功与失败,只有过来人才能领会。我曾为它而年轻、为它而发白、为它而欢欣鼓舞、为它而‘罪该万死’。”

春天里重建 春天里崛起

在“十年动乱”中,成都科研基地被肢解,近乎遭遇灭顶之灾。规模最大的电子所划归电子工业部被强迁咸阳,规模次之的物理所划归国防科委并被肢解部分留成都、部分迁桂林,剩下的下放给四川省。一个好端端、初具规模的科学殿堂被四分五裂,电子所搬走后留下的房子还划给了五机部五院。本属一主的科研大院有了三、四个主。于是大院里修墙筑院、围墙林立、处处碰壁、行路难!大院只有一个主的时侯,谁也没有“三年早知道”,把地盘划分得一清二楚,此时为争夺地盘舞棒挥拳、大打出手之事,时有发生,其情其景,蔚为悲壮啊!面对被肢解的科研基地,为组建四川分院呕心历血、为扩建西南分院而殚精竭虑的马识途院长早已被打倒囚禁在狭窄的小屋里(马识途当时兼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副长,“文革”开始不久即被打成周扬在四川、西南的“黑干将”,在西南局第一个被抛出批斗、并长期关押)。当看到西南分院被撤消,马院长“从关押他的小屋房间里望出去,看到上百辆卡车在运仪器、设备,实在心痛,只想痛哭。难道那么多人十多年的努力,竟然毁于一旦吗?”

然而,斗转星移。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胜利召开。党中央向全党全国人民庄严宣布:科学的第二个春天到来了。顺应历史潮流,在省委书记杨超和马识途、刘允中等领导同志的呼吁、奔走下,中国科学院同意恢复组建成都分院。由于有西南分院的基本底子,加上1970年由长春光机所分迁至成都的光电技术研究所作骨干,中国科学院报经国务院批准:建立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不再是“臭老九”,而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又大有用武之地了!在刘允中、马识途以及后来几届分院领导班子的坚强领导下,成都分院人在“团结、联合、进取,为开创科研新局面而奋斗”的号召下,重建的成都分院,迎着冰消雪融、万物复苏的科学春天,走向崛起之路——

拨乱反正,以完全彻底平反冤假错案为契机,全面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用行动体现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1978年3月至1982年5月,成都分院系统复查、平反、纠正冤假错案320起;给科研技术人员评定技术职称,切实保证六分之五的科研工作时间;选拔了185名德才兼备的科技骨干担任室主任及处以上领导职务;发展了289名知识分子入党;解决了186名科技人员的夫妻两地分居;对280名科技人员在农村的家属“农转非”,并安排适当就业;安排了133名科技人员的子女就业。从而有效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大大调动了知识分子为发展祖国的科技事业贡献聪明才智的积极性。

罗致人才,知人善任。作为科学院的专业研究机构,不能“光有大楼、没有大师”。恢复重建的成都分院,最为严峻的是“没有大师”。常言道“世有伯乐,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恢复重建的成都分院领导班子,深谙这个道理。当年,千方百计引进张景中、杨路便是这个领导班子慧眼识才、践行“马说”的范例。被誉为“当代毕升”的王选院士,在四川大学的一次讲演中,针对同学们称他为“天才”时风趣地说:当年在北大的“天才”在你们成都,张景中是“天才”。可惜,张景中被打成右派而开除学籍,被遣送新疆劳改,度过极其艰难的二十二年。由于他对科学的热爱,从未中断对数学的钻研,因为他始终以“愧无涓埃报华夏,剩有精诚攀昆仑”的意志激励着自己,要用自己的智慧报效祖国。果然,二十二年后解除劳教、喜获平反的他,就连连发表了数学论文。中国科大慧眼识才,很快把他们从大西北调去工作。分院拟商调他们,尽管科学院同意了,中国科大自然决不放人。后来,了解到他们的家属因受其“右派”牵连,还在成都的街道工业做临时工时,刘允中书记马上找到省委书记杨汝岱汇报,后经杨书记特批,将他们的妻子转正并调分院安排了工作。深受感动的张景中、杨路表示乐意到成都工作。中国科大不得不忍痛割爱同意调出。后来,张景中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党的十五大代表。杨路也作出杰出成绩并先后代表国家带领中学生参加世界奥数竞赛荣获冠军,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始终把出成果摆在首位,真抓实干、抓出成效。恢复重建的成都分院第三任院长林祥棣院士,在1994年“庆祝中国科学院建院四十五周年、分院建院三十六周年大会”讲话,列举了一串数据,为我们做了极好的说明。他说:“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系统,五千多职工(含离休退休人员),在中国科学院和四川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通过几届领导班子带领全体职工共同努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科研开发顺利发展,人才梯队开始形成,基地型分院初具规模,成果转化为国民经济创造产值6亿多元,尤其地奥制药公司成为中国科学院高技术产业的一面旗帜,科研快速发展,三十六年来,院属成都地区各单位,共取得科研成果1236项,其中1979年以来995项,占成果总数80.5%;获奖成果398项,其中1979年以来330项,占获奖成果总数的82.9%;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7171篇,其中1979年以来5896篇,占论文总数的82.2%;推广转让成果483项,其中1979年以来344项,占推广成果总数的71.2%。”

当然,成都分院所展现的,仅仅是中国科学院的一角,甚至谈不上主角,仍然可管中窥豹、同样体现出人民的科学院、祖国的科学家的本质特色,并获得方方面面的认同,就连本人担任会长的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老科技工作者协会,都被四川省老科协领导一再誉为“省老科协的中坚力量”“人才库”。正是因为,老科协这块牌子后面有成都分院三千退休离休的科技人员;在他们后面,有人民的中国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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