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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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加木先生与我
来源:新疆理化所--李维琪   时间: 2021-05-17    字体大小[]

  彭加木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他是一个偶像级的人物,60年代就声名显赫。没有想到的是十几年以后,我竟有了一个走近他的机会,成了他的徒弟。

  彭先生是中科院新疆化学所的研究人员,1956年他放弃出国留学的机会响应党中央发出的“向科学技术进军”的号召,毅然加入中国科学院综和考察委员会到新疆,云南,福建,甘肃,等地考察,曾14次来新疆,带领青年科技人员深入大漠戈壁、田间地头采集各种化合物及植物病害标本。他同时又是国内最早一批安装调试电子显微镜及其他大型仪器的专家,他把采集的各种样品用仪器深入分析,然后对国家提出重要的建议(比如要深入考察罗布泊的重水,钾盐资源,要控制植物的病毒病害等。)他还在新疆分院、新疆化学所(现新疆理化所)的建设上花了不少心血。1977年,“文革”后他又来新疆考察了,因为那时我正在新疆化学所电镜室工作,所以自然成了他的助手。原以为这样大的科学家可能不好接近,没想到他非常平易近人,很快,我就和他熟悉起来。

  拼命三郎

  彭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他那不相协调的瘦弱的身材和矍铄的精神。1956年他得过纵隔恶性肿瘤,当时预测只能活两个月,经过放疗、化疗,身体受到过严重摧残。但他奇迹般地活下来了。可他绝对是个“拼命三郎”,什么时候你问他身体可好,他总是说“还活着呢”,真是“小车不倒只管推”。我看他大把地吃药,吃广东人喜欢的补品,可从来不肯休息。

  1977-1979,他带我们在石河子、吐鲁番、五家渠、伊犁、阿克苏、拜城、塔城等地考察植物病毒病害,采集样品回来进行病毒的分离纯化,浓缩富集,电镜观察,拍片鉴定。很快就发现了新疆小麦,玉米,燕麦,哈密瓜上的病毒,(有2-3种还是国内首次发现)发表在了“生物物理和化学学报”、“微生物学报”及“自然杂志”上以便为农业生产提供依据。

  所有这些都需要实验数据作为支持。彭先生都事必躬亲,大部分实验他都亲自参与,天天干到半夜。实验室的灯光照着他花白的头发,我们觉得心疼。大家就尽量分担一些,可是他“放下簸箕又拿起扫帚”,你接下这个实验,他就又去干新试验了。他“特别贪心”,有时做完了一批实验,大家想是不是该歇歇了,可他马上就又安排一批。久而久之,大家就习惯了,也会像他一样车轮大战,接二连三地开展研究,忙起来不停。实验中出现问题,比如病毒提取了几天以后,可能因为浓度降低,在电镜下找不到,大伙认为白干了,可他不气馁,不悲观,总是说“怎么会这样,我做给你看”。他的技术非常娴熟,每次他都能轻易上手,问题迎刃而解。因此大家都觉得,他很“神”。

  与彭先生在一起,我们总是觉得他干劲特别大,从不知道累。我们比他年轻得多,仍然时时感觉真的很累。我想,他应该也是很累的,但是他依靠精神支撑,不说累而已。不过说实在话,他雷厉风行,争分夺秒的工作作风,使我们在那段时间成果出得特别快。

  难忘的几件小事

  彭先生有些事让人觉得很出奇。那时我们常常出去考察,回来的时候总有一兜路上吃剩下的干馒头。这是因为怕影响不好,我们不好意思扔掉,就都存在一个兜子里。有一次我说,“我把它拿回去喂鸡吧”。彭先生马上说,“别喂鸡呀,还要喂人呢!”说完就把兜子拿走了。我当时想,这么大的科学家还吃这个?让我惊奇的是那天晚上,我真看见他把干馒头用水煮了加了一点罐头汤当晚饭用了。我暗自思忖,还真是说到做到啊!

  彭先生对我要求极严。我觉得自己做他的助手已经很尽心了。可他却常常不以为然。发现他对别人都很客气,就是爱找我的岔儿,我就说服自己,接受他的批评,结果改掉了不少毛病。

  有一次组里开会,我提议做件事情,大家通过,可我忘记做了。第二次开会我又提出做这事,他马上当着全组的面毫不客气的说,“李维琪同志,这是你第二次说这事了,”我反驳说,“彭先生,在新疆做事没有那么快”,他说,“我不相信,你马上去办”。面对这样直截了当的批评,可能不少人会生气,可是我忍住了。因为我想他是对的,一个人必须做到言必信,行必果。想到的事情马上去做,不要拖延扯皮。这件事对我影响很深,从此我很注意自己在任何事情上都要言行一致。

  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彭先生其实是实事求是、公平待人的。他批评我的缺点,也会充分肯定我的长处,比如他几次夸奖了我做的电镜工作,我听了真有点飘飘然,因为他可是大专家呀。但他立即严肃地提醒我要多读书,包括专业理论,技术方面的书。甚至他还说,“你很单纯,要多读些小说,人的喜怒哀乐悲恐思,就那么几种,懂了看社会生活就明白了”。出差途中,他给大家讲基督山伯爵的故事,同事们听得津津有味。我也曾把自己的家庭背景讲给他听,他说,“你来新疆工作受到了锻炼,要不然,你还是个清华园小姐。”他的规劝我一直记在心里。

  不过我发现,偶像人物也有弱点,1980年春我们组在上海生化所学习时,春节到了,一个小同事想春节几天回河北看看年近八旬的老父親。彭先生听了大为生气,说此人不珍惜学习机会不准假。我想他肯定误会了。过了一阵我对他说,我们在新疆十年才一次探亲假,路远车票贵,不能回家,否则工资就全给铁路了。他听了以后沉思半天,没有吭声。我问,那到底怎么办?他回答说,“照你说的办”。这次我太高兴了,感觉他真是通情达理,从善如流。

  情系罗布泊

  彭先生可以称得上是我国罗布泊考察第一人。他对罗布泊一往情深,为此他把大量的时间和经历投入到罗布泊的相关研究上。

  七十年代末,国家开始派访问学者,很多人都忙于为自己争取机会。我觉得彭先生条件那么好,应该优先出国,就问他,“您怎么还不出国呀?,他说“我没有时间呀,我还有很多事要做,叫别人先去吧。”我知道了他心中装着太多的事情要干,所以去不了,同时,也是因为他也没有把出国看得很重要。他说:“我们中国人也不笨嘛,我们好好做几样,让外国人也来看看”,还说“其实外国书上做的也不一定好。”他的这些话激发了我们赶超国外同类工作水平的志气。以后我们的确做出了不少好东西,外宾来看了赞不绝口。后来,我听说他遇难后,有很多谣言说他跑到外国去了,这是绝对不可信的。公派出国他放弃了几次,要跑掉还用得着从罗布泊跑出去吗?我们考察到过塔城距前苏联边境仅两公里的地方他都没走,还会从600公里外的罗布泊绕道出逃吗?

  上世纪60年代彭先生就有了罗布泊考察的动议,1977年他曾对我谈起过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这是揭开中国西部神秘面纱的第一人,曾经发现了楼兰古城。彭先生说,那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去考察呢?每次来新疆他都积极奔走到处找人谈,以期促进早日成行。他还向我介绍了罗布泊的丰富资源(重水、钾盐),罗布泊的变迁对新疆地理气候以及历史、经济各方面可能的影响。在被任命为中科院新疆分院副院长之后,他就组织多学科包括生物、地理、化学等多学科的考察。他还担任日本人拍摄丝绸之路的顾问。1979年他率领考察队历史上第一次成功地穿越了罗布泊。19791980年春,他在把我们组几个人安排在上海生化所培训,自己到处找人谈罗布泊考察,四个月后他对我说,“植物病毒我可能顾不上了,你要把它搞起来。”

  19805月他对我说,“这次考察十分艰苦,有时候,骆驼也会渴死的”。我听了以后非常担心,感觉到考察队里新搭档较多,可能工作不方便,就说“要不然我跟你去吧?”他说“连水都没有,不要女的。”就这样我们告了别,没有想到这竟然是永别。

  1980617日。恶耗传来,彭加木先生在罗布泊考察中不幸失踪。在以后的50天里党和政府多方寻找无果。就这样,彭先生就长眠于罗布泊成为了永恒。我想,是不是是罗布泊的神秘气氛把它他吸引走了?我又想,在他生命结束时可能会有遗憾,因为还有许多工作没有完成,也可能根本没有遗憾,因为他觉得融入这片魂牵梦绕的土地是他最好的归宿。

  先生的真传

  常言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彭先生当之无愧地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的人物之一,我有幸得以亲聆教诲,除了被他深深地动以外,也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他的影响。

  “响鼓不用重锤”。我自认为是一只“响鼓”,但彭先生的话语和表率作用对我其实就是“重锤”。经此一敲,我学到很多。多年来我反复思考过他对我的影响。今天可总结以下几点:

  第一,1980年以后不少人调回了内地,我扎跟边疆了。

  第二,1991赴美进修完后,有机会留在美国,我按时回来了。以后去美探亲多次,没办绿卡,没入美籍。

  第三,我读书做到“书可等身”,读书后改行、跨行都干了。

  第四,我当上了拼命女三郎,做了不少成果,获得了很多奖励。

  第五,妈妈发现我作风干练了,变得风风火火的。

  所有这些,应该说都要归因于我与彭先生的这段接触,它真改变了我的人生态度和命运。

  有人说“你呀,是得了彭加木的真传,”我乍一听挺高兴,徒弟就该像师傅嘛!可仔细一想,就奋斗者的胸怀、志向、献身精神和业务能力来说,我与彭先生还是相距甚远。他在我的心目中永远是那么高大,那么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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