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校对工作的几点认识

来源:倪伟华 时间:2020-08-26 字体大小:[ ]

195710月至1958年间, 我厂正值筹建阶段, 为了生产发展需要, 先后从丹东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印刷厂、中央机要局工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工人日报社等单位调入大批懂技术、会管理、政治素质高的人员充实到各个工作岗位, 以加强工厂管理。由于机构调整, 我从原来材料科下放到排版车间当校对工人。刚开始对校对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后来在陈秉道、郭守诚等同志的具体指导下, 逐步掌握了校对技巧。通过这多年的工作实践, 也积累了一些工作经验, 使自己逐渐认识到校对工作是出版工作的继续, 校对的质量好坏直接影响到出版物的质量。

我于1964年本厂“四清”运动结束时起, 1968年文化大革命时, 担任排版车间校对组长。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 科学出版社被迫解散, 大批编辑人员下放到外地干校劳动, 我厂排版人员也改行支援装订车间参加装订《毛选》任务。直到19759月份, 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国科学院工作, 他来我厂视察调研工作时, 对我厂积压着一亿三千万字的稿子, 表示严重关切。在他的关心与指示下, 我厂遂又增加了生产设备, 并特别经他批准, 从农村插队知青中, 抽调上来约有80余名优秀知识青年加入到我厂印刷队伍, 补充了年轻血液, 为发展生产打下了有力基础, 排版车间也从此恢复组建了校对组。

一般认为校对工作是机械而简单的工作,  ……按葫芦画瓢, 稍有些文化的人都能把它做好。真的这样简单吗?1)

科学出版社发排的图书和期刊, 均为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内容, 有的甚至还有考古方面的内容, 它包括的学科多、内容丰富、上至天文、下至地理, 无所不有。

要做好校对工作, 特别是科技书刊的校对工作, 并非简单。一个好的校对员首先应该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对本职工作的热爱。其次应有较高的文化和广博的知识——要有一定的数、理、化基础知识, 懂些外文, 学些语法和修辞2); 此外要熟悉排版、改版等生产方面的知识均有好处。因为有些稿子还不能做到清稿、定稿、错别字也多, 甚至有一些杜撰的简化字; 又如中文“遗”“遣”、“且”“旦”、“素”“索”混用等, 还要分辨手写体字形相似而文种不同的各种外文字母等等。

因此, 作为一名从事印刷厂的校对人员来说, 只“对原稿负责”乃是我们的基本职责。我们从排版后, 一般由承排工厂先进行毛校, 经检查字体、版式等基本上做到没有倒空、丢行、漏段的现象, 才能送往出版社进行初校, 如果发现原稿内可能存在着明显的或带有原则性的错误时, 那时, 可用铅笔在原稿上打个问号, 并提出我们改进的意见, 供编辑人员的注意与参考, 那是再好也没有了, 当然如果我们越俎代庖也是错误的。

1978, 粉碎“四人帮”以后, 党中央英明决策, 决定恢复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在厂党委支持下, 我与沈加双、郭艳薇、周玮同志有幸参加了历次“两会”的校对任务。在工作实践中接受了锻炼与考验, 从中使我们学到不少宝贵的东西, 并开了眼界, 获益匪浅。

在参加“两会”期间, 1978年到1985年期间, 我被先后有五次任命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秘书处校对组组长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第一、二次会议校对组负责人。

在“全国人代会”期间, 校对组约有二十七、八人, 人员来自中央国家机关等单位, 彼此情况互不熟悉, 我不仅在这个临时集体班子里抓人员思想情况, 还要具体管人员调配、抓工作质量与进度, 而且还要亲自下厂校阅中央领导同志的主要文件或简报等。

任务急、时间紧是“两会”的特点, 绝不允许有半丁点儿差错, 在此情况下, 我就紧紧依靠领导的支持与我们近三十余人的团结一致, 克服一切困难, 胜利地完成了大会领导上交给我们历次的光荣任务。为此, 我们集体曾受到大会秘书处的口头表扬。由于我个人的努力, 表现成绩优异, 为此获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办公厅秘书局”的工作嘉奖(见工作鉴定材料)。所有这些成绩的取得, 都应归功于党组织的教育与领导, 它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表彰, 也是对我们工厂——中国科学院印刷厂的赞誉。因此做到了使“两会”领导满意, 我厂党委放心, 自己也得到了锻炼。

现将我参加“两会”期间所遇到的几件事简述如下

() 1978, 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后, 决定恢复召开“两会”制。我是第一次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第一次会议”, 感到十分荣幸。这次, 我与科学出版社校对科的王德珍同志()共十余人担负了这次大会的校印任务, 校对任务急。记得有一个夜晚, 我一人负责去北京新华印刷厂校印政协会议主席团的座位表, 要供次日下午大会主席团使用, 当我付印签字后, 趁闲暇时间下印刷车间, 无意中发现那份座位表中有位政协常委的名字被印颠倒了, 因当时是活字印刷, 我即找了该厂生产科副科长严征祥同志, 经核对付印样, 确系印刷错误, 经查明, 系该印刷车间内有个别派性严重的人在作祟, 妄想企图捣乱, 幸被我及早发现, 未造成任何影响。为此, 曾受到大会秘书长齐燕铭同志(原任国务院秘书长)的口头表扬, 我也从这次事件中学到不少东西, 教育颇深。

() 1982, 召开“第五届第五次全国人代会”会议期间, 我与治金工业出版社的夏惠君、李文彦同志() (现任该社校对科长), 在中办秘书局印刷厂校印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同志的政府工作报告, 我们在校对中, 发现原稿中有“森林复盖率”一句话中的“复”字属于用字不规范, 应予更改, 但此稿已属定稿, 谁也无权更改。为慎重起见, 我与多方联系, 决定请示国务院领导同志的秘书白同志, 他在电话中明确地告示我,  “只准照原稿校对, 此字不用改”。但过了半个小时, 白同志来电话找我, 还是按照我们的意见, 将“复”字改为“覆”字, 并向我们表示了歉意与感谢。

() 1983, 召开“第六届第一次全国人代会”会议期间, 我与新华印刷厂的崔志敏同志()等在国家统计局印刷厂负责校印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同志的政府工作报告, 在校对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附表内, 发现有关执行第六个五年计划报告的原稿内有一处经济数据有误, 经请示大会秘书处的领导, 命我与崔志敏同志凌晨驱车前往西城区国务院××同志寓所, 当他将原稿仔细核对后, 承认是未经核对过的数字, 属于工作疏忽, 他意味深长地说,“真想不到你们校对工作做得这么细, 真该感谢你们”。

现在总结起来, 我从事了三十年的校对工作, 虽做了一些工作, 以上几点体会与认识, 距离人民的要求, 相差甚远, 还需继续努力, 发挥余热, 多作贡献。

本文承岳爱国同志审阅, 表示感谢, 时任该公司党委副书记。

参考资料: (1)(2)科学出版社: 《校对手册》P.4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退休干部倪伟华

19893月写

20073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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