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玺先生，字尔玉，常以字行。“玺”本是古代皇帝御用的印信，但他的品格却连一点作“素王”，当“素臣”的意思都没有，而是一位脚踏实地的我国老一代科学家的典范。他所以常用“尔玉”这个字，大约取其“守身如玉”,“洁身自好”的本意。他比我年长十九岁，本应属于老师辈的长者，每当回忆起我们之间几十年的隔行“忘年交”便不禁使我深深陷入一段含辛茹苦的回忆之中。

　　七七事变，抗战军兴，许多学者名流一时都荟萃到昆明这个比峨嵋山稍觉安稳些的“风物居然似归京”(陈寅恪诗)的大后方来。前此由国民党元老之一，留法、比、瑞归国学者的先驱李石曾创办，与南京创办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略有抗衡之意的“国立北平研究院”，连同原在北平西郊三贝子花园(今北京动物园)中，陆谟克堂，以纪念法国大学者，进化论创始人之一的 Lamarck的三层楼建筑中的三个研究所，也就先后“播迁”到昆明。植物研究所虽然本有个退步在陕西武功县阳陵，但所长刘慎谔(士林)，还是和郝景盛，简焯坡，匡可任等几位在西山华亭寺最后面，租用了“藏经楼”的楼上，作为在昆采集标本和筹建植物园的基地。简焯坡刚从西南联合大学生物系毕业，后又做过我的老师吴韫珍先生和我的助教和助手；匡可任则刚从日本北海道林校于抗战开始后经腾冲归国。他们后来都和我在由经利彬奉教育部令筹办的短命的“中国医药研究所”里共事四年。

　　抗战中期，郝景盛就任云南省林业厅技正，士林先生来往于昆明、武功之间,最后仅留下西站附近一小片苗圃，于解放之初并入我现在工作的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前身，与北平私立“静生生物调查所”有渊源的“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中。那座楼在“文革”后遭雷火焚毁，今已荡然无存。国运家运紧密相连的这一段悲欢离合的故事，是我和尔玉先生得以很早相识的契机，距今已五十多年了。

　　迁至昆明的北平研究院动物研究所原由陆鼎恒任所长，生理研究所则由经利彬任所长。已如前述，经先生虽然是国民党另一位元老经亨颐的儿子，但由于研究设备在昆明全无基础，工作开展不了，只得改弦易辙当了短命的另一个在昆明大普吉陈家营土地庙内安身的“中国医药研究所”所长，而生理研究所则因他在抗战胜利后赴台湾依靠陈仪而从此消声匿迹了。但在当时，这两个所相依为命，在西山脚下苏家村里建了一连几间的草顶土基墙的“陋室”，暂且存身。物理研究所，化学研究所，地球物理研究所(顾功叙)则由严济慈老先生率领，在与西山成东北西南对角线的黑龙潭，即现在的昆明植物研究所主体，与该所前身原公私合营的“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望衡对宇地建起了几排同样的“陋室”作为各所的实验室和宿舍。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徐炳昶，苏秉琦，黄文弼等则挤在黑龙潭黑水祠的偏殿里与泥塑木雕的道教天尊为伍。

　　那时，我还是个刚从大学毕业当助教的毛头小伙子，只是随西南联合大学的老师们，如吴韫珍老师到这些地方作釆集实习时，才逐渐认识这许多位前辈。尽管他们都很平易近人，但毕竟

　　同辈份，都属交往不多。

　　在动物研究所里，我最先结识的却是陆鼎恒先生。记得那是1938年10月以后。李继侗老师让我做他的助手，参加一个国民党赈济委员会主办的滇西考察团，那次可以算是较大的综合考察，目的是在芒市、遮放、勐卯(今瑞丽)三个傣族聚住的坝子边和景颇山上寻找荒地，移难民来开恳。团里有民族学家(江应梁)，社会学家(李景汉)，也有地质、地理、生物学家，甚至物理探矿专家(张丙吉)。迄今我还保存着一张陆先生在保山玉皇阁留下的头像。他的大脑袋和凸出的前额倒也有些和尔玉先生相似，表明他们都具有相似的智慧和幽默。但据闻，陆鼎恒是一个老“革命”的后代，父亲遇剌时，他膝盖里留下了一颗子弹，考察结束后没有两年就病逝了，抛下了刚回国后才结婚的娇妻幼子而去。接陆鼎恒所长职务的正是尔玉先生。

　　我之真正和他更进一步交往倒是在吴韫珍老师贫病交加，英年早逝以后。抗战了三、四年，艰苦条件日甚一日。我虽还是一个单身汉，一则由于老师已逝，作为冷门的植物分类学在昆明几所大学里没有人教，遂承乏在这几所大学同时开课，包括云南大学和中法大学。那时主持中法大学生物系的是夏康农教授，他是率先翻译过小仲马《茶花女》的，他聪明，活跃，是具先进思想的民主人士。还有后来是尔玉先生大弟子的齐钟彦的令尊----齐雅堂教授，他则是位非常敦厚朴实的植物形态学家。解放后我们引进橡胶的工作中又有接触。齐雅堂教授是研究橡胶皮层中筛管分布的第一人。他们又都是尔玉先生先后留法的好友。再则由于我带学生去西山实习，当时只能从篆塘码头上小船，经大观河、草海而到杨家村和苏家村下船上山。动物所是我们一定要歇脚或吃“摩登粑粑”野外冷餐的处所。在他们所中又有当时刚毕业的易伯鲁，朱宁生两位联大同学做张玺先生仅有的助手。那时张先生是国内仅有的贝类学家Malacologist，他正在硏究滇池的螺蛳。这种螺蛳是个深水底栖的螺类，外壳很精美，有点像古代“七级浮图”，但底盘稍宽，往上是一圈圈方形凹槽。研究结果，证实该属原近于海产相关属，保留在许多高原湖泊中，作为有各不相同种的特有属 Margarya。张先生还发现在草海水草间的一种两栖类有红黑斑的小蝾螈，以后成为联大生物系作动物形态、生理等实验的好材料。

　　1938-1945年间，张先生和易伯鲁、朱宁生二人广泛搜集研究了昆明地区湖水环境和各类动物，包括浮游生物和鱼类，两栖类等。在发现的19种鱼类中就有12种是地方性种，开国内湖沼生态系统研究的先河。于1949年发表了“昆明湖的形质及其动物之研究”。这也是昆明湖的真正本底调查。可惜以后由于围湖造田，引进四大家鱼，大量引进太湖银鱼，连带了青虾、白米虾和河蚌，大规模网箱养鱼等不合理或不尽合理的生产措施，导致目前草海踪迹全无，大观河臭不可闻，满覆着耐污和吸污的水葫芦(凤眼莲)。水生环境和滇池原有动植物区系都已经过几次改朝换代，螺蛳，小蝾螈，金线鱼乃到它们的栖息地产卵所如海菜花、草排子等都已破坏殆尽，这些种类已成稀有或已绝种。这恐怕是张先生当初意想不到的，即使他来做挽救工作也难于下手了。

　　然而我真正和张先生深入接触，则是解放以后的1950年。那年为了调整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科研机构，为了集中力量创办海洋生物研究所和水生生物研究所,我奉命追随尔玉先生和“中央研究院”王家楫先生从北京专程去青岛。一则拜访当时在山东大学任副校长的童第周、叶毓芬夫妇和在生物系任教授的曾呈奎先生，二则为当时即将开辟的海洋生物研究所寻找初步集中人马的落脚之处。在约一个多月的接触中，我才进一步认识这位身材高大壮实的“燕赵之士”，并不总是慷慨悲歌,“铜琶铁板”那样的人物，却也是温柔敦厚，细心和耐心皆备的真正的学者。他们虽然来自旧社会各立门户的不同学院和学校，受过不同国家的科学训练，个性也各自不相同，但在解放初期，号召团结协作，共谋发展。在我国底子原本很薄的科学技术口号下，都是以学者的气质经过切磋琢磨和与有关各方商定，取得一致的建所方案，并选定临时所址。

　　那就是海滩旁的Dutch Village(娱乐场)和莱阳路的一所旅馆。都是驻华美军撤退后的遗迹。从这里开始，为后来获得较大发展的海洋研究所作了充分准备和良好的开端。张玺先生本人原在30年代组织过“胶州湾海产动物采集团”，和弟子马绣同发表过4期报告，又有《胶州湾之海洋环境及其动物之分布》等文的丰富常识经验作基础，但他从原“北研”班子中只带来了齐钟彦、马绣同等少数几位，易伯鲁和朱宁生则归宿到创址于武汉的水生生物研究所，他们后来都成为该所的骨干。而张玺先生却将自己年过五十，已抱孙的家庭逐步搬到了青岛(该所建所后我记得有一次遇到他,当时家尚在北京)，从头开始创业，从不计个人的名利和已有的地位。那种献身、创新、求实、协作精神足以作为后学的楷模。据闻后来创办南海海洋研究所还想调他主持该所，那时他已六十出头了。

　　张先生对贝类研究,特别是后鳃类的研究早有两篇代表作，在解放以后的较大发展中获得许多方面的成就。具体见1983年贝类学论文集第一辑中齐钟彦的《张玺教授对我国海洋学和动物学研究的贡献》一文。由于隔地隔行，我只是先从北京后到昆明听到些他对船蛆和海筍的研究，为我国的码头建设和船舶工业立下了无可代替的功劳。这些有害贝类，钻木凿石藏身，他和助手们从深入研究其生活史着手而求得有效防治方法。他不但研究防治了有害贝类，还对食用贝类如牡蛎、扇贝(干贝和鲜贝)、贻贝(淡菜)等产区生活史、产卵、繁殖和生长过程的研究，为这些如今已成美食便餐的食物资源的养殖事业奠定了基础和开辟了门路。

　　张先生以广博深入的无脊椎动物学学识总结了建国三十年来这方面调查研究的成就(单他本人就有143篇文章)，他对脊椎动物的始祖原索动物也有重要发现，如青岛的文昌鱼变种，柱头虫和舌形虫等。然而他却始终没有进入院士的行列，我想这是他只问耕耘，不求名利，生性恬退，留机会扶掖后进之处。他本来有“寿者相”，但却在“文革”开始后一年，只到了70岁就过早辞世，我至今也还没有了解是什么原由。

　　然而，我和尔玉先生还有一段未了的因缘。我在1953年去海南搞橡胶问题之后，就逐渐迷上了海滨拾贝的业余爱好，以后在日本，在美国Miami又都想方设法搜集了不少暖温带至热带的贝壳。每当看到这些天然美丽的贝壳，我就想起尔玉先生的言容笑语。只是我已无法再向他求教 Conchology(贝壳学)的知识了，不禁为之长叹，而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