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大海的儿子”，著名海洋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民盟山东省第一至三届副主委曾呈奎曾这样说。曾呈奎院士是我国海洋科学主要开拓者之一和中国海藻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他和他的团队查清了中国海藻资源的分布及区系特点，摸清了海藻资源“家底”，推动了中国海洋生物学和水产事业的发展，在国际和国内都享有崇高声誉。他深爱着为之奉献了一生的中国海洋事业，依他遗愿，曾呈奎院士的骨灰撒在大海之中，与海洋永远相伴。每当我看到大海，便很自然地回忆起与曾老一起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

　　严谨治学 一丝不苟

　　曾呈奎对工作要求非常严格。上世纪50年代，他规定年轻人每天上午上班后第一个小时为雷打不动的看文献、学外文时间，以提高研究理论和外文水平。他要求在实验时严格按操作规程进行，绝不可出现假数据。一旦出现了不应有的误差，他必定马上纠正，并严厉批评。

　　即便是已公开发表的文章，他若发现其中数据或叙述有误，也会毫不犹豫地公开纠正。例如，1954年9月在《植物学报》上发表《甘紫菜的生活史》一文后，经过一年的继续观察研究，曾呈奎发现该文表解中表明的“丝状体阶段在水温达到15℃—17℃以上时就能产生壳孢子”不够精确。实验证明，丝状体在15℃—20℃的水温条件下才能大量放散壳孢子。所以，他于1955年9月在《植物学报》上公开发文修订，纠正了原文的错谬。

　　曾呈奎研究紫菜生活史时，曾把丝状体放散出来的孢子命名为“壳孢子”。但是“壳”字有人读“qiao”，有人读“ke”。字典里两种读音都有，又都释义为“坚硬的外皮”。为了确定统一的正确读音，曾呈奎便去请教一位“老北京”，最后确定壳孢子的“壳”读“ke”音，自此大家便都采用这样的读法。

　　多少年来，人们一直习惯说“海带养殖”“紫菜养殖”“海藻养殖”，曾呈奎自己也这样说。但是，习惯并不等于正确。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呈奎总觉得这种叫法不恰当。植物习惯上称为“栽培”，例如“栽培果树”“栽培蔬菜”等；动物才叫“养殖”，例如“养殖猪牛”“养殖鱼虾”等。从未听说“养殖蔬菜”“栽培牛羊”的。海藻是植物，生产海藻理应叫做“栽培海藻”。所以，曾呈奎提议把“海藻养殖”改为“海藻栽培”，立即得到专家和生产人员的赞同。曾呈奎、王素娟、刘思俭等编著的专著《海藻栽培学》1985年出版，自此，广大水产工作者便都采用“海藻栽培”的叫法。

　　曾呈奎从不盲从，而是按实际情况确定科研方针和方法。上世纪50年代初，国内掀起一股学习苏联米丘林、李森科的热潮，水产养殖方面的一些科技人员也卷入其中，又掺进一些政治因素，大有压倒一切的气势。但曾呈奎没有随大流，他冷静地思考后指出，我们有我们的具体情况，不能盲目照搬苏联的理论。正是他坚持自己的研究思路，终于取得了一系列卓越成果。

　　亲贤爱才奖掖后进

　　1946年，曾呈奎在山东大学任教期间，创办了植物系和水产系，担任植物系主任、水产系代理主任，并和童第周、张玺共同创办了海洋研究所，担任副所长，希望尽可能多地培养海洋科学人才。同时，他积极招聘贤才，提高和扩充海洋科学队伍。曾呈奎从美国请回海洋学家赫崇本教授，从全国各地请来郑柏林、薛廷耀、王祖农、李冠国、景振华、娄康后、吴尚懃、张峻甫、王贻观等先生，使山东大学的海洋科技力量空前壮大。1949年，他和赫崇本、景振华、娄康后等人合作，开了“海洋学通论”课，全面讲述海洋学，为海洋系的成立奠定了基础。曾呈奎利用办海洋研究所仅有的一点经费，资助了海洋生物学家郑重先生，作为他从英国回国的旅费。

　　1954年底，曾呈奎利用中美大使级谈判，请中方向美方要求交换回被美国政府无理限制回国的著名物理海洋学家毛汉礼教授，为中国科学院乃至全国的物理海洋学研究打开了局面。1950年代末，曾呈奎又聘请著名遗传学家方宗熙和生理学家徐科等一批“陆地”科学家来做兼职研究员，共同发展我国的海洋科学事业。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第一代骨干科技人员大多是经他引进的，这些人在我国海洋科学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曾呈奎一贯重视培养中青年科技人才，他考察和选拔人才的原则和方法严格精准，极少出错。他爱护人才，积极培养，言传身教，诲人不倦；他还安排业务骨干们给青年研究人员定方向、定任务，实行传、帮、带。“文化大革命”后，他更抓紧对人才的培养。他谆谆告诫有关负责同志：“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十多年，人才难得，一定要抓紧培养。他寄希望于年轻人，常常当面施教，指导他们把握研究方向，抓住关键问题。需要时，他还做实验示范，帮助总结工作，研究经验教训，指导他们写研究报告和论文。他对每一位推荐到国外访问或深造的中青年科技人员都严格审查，面谈数次，帮其选择学习单位和导师，安排回国后的工作，使每位被派出去的青年骨干都能学到真本领，回来报效国家。多年来，他利用自己在国际上威望高和学术友人多的优势，先后推荐和选送了数十名中青年海洋科技人员出国学习和开展合作研究。

　　平易近人诲人不倦

　　曾呈奎是著名科学家，但从不摆名人架子；他多年担任领导工作，也从来没摆过官架子。即使是只与他交往过一两次的人，不管在什么场合再相遇，他都能立即认出，并主动打招呼。倘或友人远道而来或长时间没见面，他会伸出两只粗壮的手紧紧握住对方，甚至让人感到有点疼，接着用力在友人肩上猛击一掌，伴随着他独有的一阵爽朗笑声，使整个气氛顿时热络起来，任你有多少惆怅、不快或拘谨，也全都飞到九霄云外去了。

　　他热情豪爽，乐善好施。对来访者热心接待，对同事朋友大方款待，对有困难者慷慨解囊。科技人员和他没隔阂，工人师傅愿意接近他，他的朋友囊括社会三教九流。

　　为了保证他有足够的工作时间，秘书曾把来访的群众尽可能安排给有关职能部门去接待。曾呈奎知道后，语重心长地对秘书说：“不能这样。同志们有问题、有困难才来找我，我有责任帮助他们，使他们更好地工作。”为此，他专门规定了接待来访日，有重大问题或紧急问题随时接待。在办公室、在家里、在院子里、在回家的路上，不管在哪里，他都能随时随地与群众交谈，细心听取他们的意见；不管是公事还是私事，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他都乐意帮助群众排忧解难。

　　青年人在科研工作上遇到问题，他会主动帮他们理清思路，把握方向，教他们思考问题的方法，不厌其烦，直到教会为止。所以，在他身边工作的科研人员，大多有突出成就，正所谓“强将手下无弱兵”。

　　他常帮人审稿，发现稿件中的问题时，便找作者当面指导。首先指出问题，然后从数据整理、分析方法、论文内容到撰写格式、文字叙述、文献引用等逐一与作者讨论，帮助修改。他总以教会为准，有的文稿反复修改达五六次之多。一般青年人经他审阅一次论文，都能在科研上思路大开，基本掌握论文写作方法，学术水平明显提高。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海洋实验生物学家娄康后研究员曾说：“曾呈奎先生有海洋般博大的胸怀，不仅能容纳各种不同的学术见解，而且能与各种不同性格的人共事。”“如果我能为来世选下职业的话，我还选海洋研究，仍然跟着曾先生一起工作。”

　　勤俭·惜时·拼搏

　　曾呈奎很早就有乐善好施的美誉，几十年来受到他接济的人数不清有多少。上世纪40年代后期，物价一日数涨，绝大部分教师和学生的生活都很困难。为了改善师生生活，他经常出资组织师生聚餐。50年代初山东大学水产系一毕业生很想留校学习海藻学等课程，但因没有经济来源难以如愿。曾呈奎得知后，便按月供给他生活费，帮助他达成心愿。

　　但是，在工作上花国家的钱和在个人生活消费上，他却是精打细算。

　　1950年，国家百废待兴，仅能拨给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的前身——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15000元开办经费。为了节省经费，曾呈奎经常带娄康后、任允武等年轻人骑自行车到青岛市敌伪物资处理处购买便宜物资供建室用。70岁以前他很少坐小汽车上下班，都是骑自行车。路上有大坡，他骑车又快，不幸发生一次车祸后，所里决定“禁止”他再骑自行车。平日，他给工作人员写便条，常把过期的台历纸翻面再用；用过的信封也常将正面划掉，再在背面用粗铅笔或彩笔写上“交某某某收”；他和秘书常把收到的书刊的包装纸和打包绳收藏好，以备再用。

　　平日他都穿极普通的衣服，所里统一发的西服套装，他一穿就是十几年。他最反对浪费食物，无论野外考察还是出外开会，他从不挑食，也从不剩在碗里。看到有人吃一些扔一些，就提出批评。他认为艰苦朴素是一种美德。

　　在工作上，他从来都是雷厉风行的“拼命”型。上世纪30年代，兵荒马乱，他冒着生命危险到人迹罕至的沿海地区采集标本。40年代在美国，他定期亲自潜入十米深的海底观察实验。50年代，他参与创建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同时开展几个课题的研究，参与领导全国海洋普查，白天忙不完，夜里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他和大家一样吃野菜和他提倡的小球藻。70年代，他领导西沙科学考察，白天冒着40℃的高温在海里一干就是几个小时，脸上都晒爆了皮；晚上还要借烛光在显微镜下分析鉴定当天采集的标本。哨兵就不理解“他为什么每晚都不睡觉”。这是他多年来给自己立下的规定：哪怕不睡觉，当天的事情也一定要做完。1984年，他从领导岗位上退居二线，担任名誉所长，但在工作上仍处在一线。做实验、看标本、写文章、开会、接待来访，或者出差、出国，时间安排得满满的，仍嫌不够用。虽然年事已高，但他仍然坚持工作到凌晨一两点甚至四五点，通宵不合眼的情况也并不少见。与他一同出差或出国的人虽然都比他年轻得多，但谁也无法和他的“极少睡觉”相比。他长年累月如此，真是神奇！

　　曾呈奎的工作效率非常高。采集快、鉴定标本快、做实验快、写文章快、审稿快，一期《海洋与湖沼》学报或英文《中国海洋湖沼学报》的全部稿件，他一夜就能审完，从未拖过时间；而且审得很仔细，错误和问题都另纸写出，很少遗漏。

　　曾呈奎说：“时间不等人，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努力干，才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一个人悠悠哉哉地混日子不干活，于己于人都无用，白白浪费人生，活着也没意思。活着就要给人民做点有益的事。”“人生只有一次，何不轰轰烈烈过一生？”

　　作者简介：

　　徐鸿儒，男，84岁，1999年3月退休。曾任海洋所文献情报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