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绣同（1912.04—1999.07）出生于河北省平乡县，与张玺教授是同乡，早年跟随张玺先生从家乡来到当时的北平研究院动物研究所工作。1950年8月1日，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海洋研究所前身）成立。同年10月，马绣同先生与齐钟彦、刘瑞玉先生等人一起在张玺先生的带领下从北平研究院动物研究所来到青岛，成为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的一名技术员，开始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海洋生物标本采集、管理和贝类分类学研究工作。从建所初期开始，他每年都要多次出海进行野外调查和标本采集工作，足迹遍布北自鸭绿江口南至西沙群岛我国南北沿海的每一个采集点。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标本馆馆藏的大量海洋生物标本，尤其是贝类标本，许多都是由他亲自采集或整理的。在他的苦心孤诣和不懈努力下，从当初由北平研究院带来的几百号标本，发展到后来的几十万号标本，无不倾注了他的心血和汗水。他为我所海洋生物标本馆倾注的心血和做出的贡献是无人可比的，他在长达半个世纪的辛勤劳作中为后人积累了一笔巨大的财富。在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成立70周年之际，让我们永远铭记这位可亲可敬的老人。

　　1985年初我从当时的无脊椎动物室（七室）潮间带生态组，调到由齐钟彦先生任组长的分类一组工作，被安排跟随马绣同先生学习标本管理和贝类分类学研究。马先生精通标本采集和管理技术，对贝类尤其是腹足类有着深入的分类学研究，是这一领域名副其实的大师级人物。我在与他共同工作与相处的近15年里，学到了很多在书本中学不到的知识，他的学识、特别是实践工作的经验非常丰富。我本人从标本采集、整理、保存到分类学研究，都得到了马绣同先生的亲自指导和传授，对我教诲良多，使我终生受益。每当回忆起与马绣同先生一起工作和学习的日子，时间尽管已过去30多年，往事仍历历在目，仿佛就在眼前。

　　刚到标本室工作时，他除了给我安排一些日常工作外，有2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一是他要求我每天上班后，先练习半个小时的英文打字。那个时候没有电脑，用的是标本室的那架老式打字机，眼睛盯着书本，不准看键盘，练习盲打。我的打字基本功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再就是在他的指导下，我用了大约2-3年的时间，把海洋所馆藏的贝类标本进行过一次系统的整理和分类。他的目的就是让我通过这项工作，尽可能多的认识和了解标本，以及这些标本的采集信息、保存位置和现状。当时标本室保存标本的都是些老旧的木制标本柜，由于年代较久，很多标本存放比较乱，整理起来很费功夫，而且保存标本用的福尔马林和酒精味道特别刺鼻难闻，初到标本室时，我一时还适应不了标本柜内这种刺鼻的味道，没干多久我就坚持不住了。我对马先生说，太难闻了，我快要晕倒了。他笑着对我说：你一定要坚持，有句话叫“久闻不知其臭”，你看我现在就闻不出臭味了。你如果认真地把这些标本整理一遍，把各类群的主要鉴别特征都熟记下来，对你以后的贝类分类学研究和标本管理将会有很大帮助的。在马先生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坚持下来了，也逐渐适应了这种工作环境。这个过程很多人会认为枯燥无味，但持续的坚持却极大地丰富了我的贝类学知识。受他的影响和感染，我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把本职工作做好。他对我的努力和工作很满意，以至后来他对我充满了信任和期待，很多知识和经验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希望我传承下去。在马先生的悉心指导下，我努力练好基本功，就是在这些点点滴滴的日积月累中，熟练地掌握了标本分类和管理技能，也为我日后的贝类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八十年代初，68岁的马绣同先生远赴西沙群岛进行海洋生物调查和标本采集工作，在调查队中是年纪最大的一位。可他从不要任何照顾，每天都一丝不苟地进行着标本采集，记录着动物的分布情况、栖息环境和珊瑚礁群落的生态状况。他曾告诉我，他经常在中午别人都休息的时候，一个人跑到沙滩上去采集一些小型和微型贝类。为了更好的观察而不漏掉每一个标本，他往往整个人趴在沙滩上，冒着30-40℃高温，有时会一点点爬着进行标本采集。之后，他又多次赴海南岛和西沙群岛进行野外调查和标本采集工作，最后一次去海南岛是1990-1992年参加中德海南岛生物调查，此时的他已近80岁了，仍然与年轻人一样起早贪黑的赶潮水，在海南各地进行标本采集工作。海洋生物标本馆馆藏的很多标本，包括一些小型贝壳都是他当年在西沙群岛和海南岛采集的。他告诉我，在海边沙滩上采集贝壳，不仅可以采到一些平时采集不到的少见种或稀有种类，还可以从拣到的贝壳的多寡来判断出这一海滩贝类的分布和栖息情况，这是坐在实验室里无法得到的经验和第一手研究资料。而且他每天都坚持写工作或采集日记，在采集过程中对标本的采集时间、地点、标本数、栖息地的生态环境等，都有着非常详细地记录，一本本的采集记录已成为我所标本馆的珍藏。正是这种成年累月的积累，才使得他不仅仅是一位优秀的标本采集者和管理者，而且是一名实践经验十分丰富的学者。1982年，他把多年从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撰写出《我国的海产贝类及其采集》一书，这是我国第一本专门论述贝类标本采集的专著。书中全面而翔实地记录了中国海各种生态环境下贝类的分布、栖息情况和标本采集、保存方法等，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一致好评，成为贝类学研究和贝类爱好者的必备参考书。

　　1987年，马绣同先生退休了，那年他已经75岁。但实际上他依然风雨无阻的每天来标本室上班，依然在勤奋地工作着，没有星期天，也很少过节假日。他对馆藏的标本视如生命，高于一切。这些标本是从何处采集的，所处的地理位置、分布和生态环境如何，他都一清二楚，如同一部“活字典”。在他生病住院期间，我每次去看望他，说的最多的就是标本，惦记的还是标本。他嘱咐我一定不要放弃贝类分类工作，一定不要离开标本，我们贝类组日后还指望着你传承和培养人才呢,此类的话曾不至一次的对我说。他对我寄与的厚望，我一直铭记在心里，并为之努力和奋斗着。在与他一起工作和学习的十几年期间，我对这些标本也逐渐产生了浓厚兴趣和发自内心的喜欢。在马先生敬业精神的影响下，我一直执着于贝类学研究。就是在老一辈逐步退休或故去后，当年的贝类组就剩我一个人时，在分类工作不景气，没有项目，缺少经费时，我也从没放弃过，为标本馆的建设、为贝类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以此告慰马先生的在天之灵。

　　马绣同先生一生从事标本采集、管理和贝类分类学工作，为我国海洋生物标本采集和管理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为人厚道、严于律已、对工作兢兢业业，把毕生精力全部奉献给了他热爱的海洋事业，他爱所如家，视海洋生物标本为生命。我进标本室工作的时候，马先生还没有退休，他的职称是副总技师（相当于副研究员），直到退休也没见他再审报过职称。他工资不高，住房很小，但他从没有过怨言，他淡泊名利，从不计较个人得失。1984年中国科学院授予他“竺可桢野外工作者奖”，这是对他长期进行野外调查和标本采集工作的一个肯定和奖励，但他自己很少提起，甚至在他写的简历中都查不到。

　　附马绣同先生的主要研究成果：发表研究论文近50篇，主持编写了《海滨动物的采集及处理》、《我国的海产贝类及其采集》和《中国动物志》软体动物门宝贝总科等3部专著。作为主要编著与他人合作完成了《南海双壳类》、《中国动物图谱》软体动物1-4册、《黄渤海的软体动物》、《中国经济软体动物》和英文版中国海产贝类《Sea shells of China》、《中国动物志》软体动物门鹑螺总科等14部专著。

　　马绣同先生的生前采集工作照片：

　　1980年在西沙永兴岛采集标本

1984年在汇泉湾沙滩上采集标本

　　                                                                       1986年在海南三亚鹿回头海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