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与童第周教授见面是1935年夏天。当时我从厦门大学调到青岛山东大学生物系教书。他的实验室离开我的只隔几个门。他是1934年才从比利时回国，比我大几岁，30出头。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他是一个谦虚谨慎的小个子。当时我从事中国海藻的分类研究工作，而他从事金鱼的胚胎发育的研究。我们都是勤于工作的忙人，各自忙于自己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白天和晚上都是一样，很少有机会坐在一起聊天。但是由于性情脾气比较接近，互相了解较为深刻。从我第二次来到青岛的四十年代中期到他1979年去世的四十几年间，我们的合作关系较为密切，对童教授的认识更加清楚。

　　童第周教授的“正义感”是很突出的。1947年6月2日在青岛爆发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游行示威，是我1946年底回国后第一次遇见的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群众运动。当时我和童教授都住在青岛鱼山路山东大学第一教授宿舍。当天凌晨，游行队伍从山东大学出来，被反动军警及其大卡车堵住在宿舍门口，并大肆抓捕毒打学生。童教授夫妇及我在大门内看到这种情况非常气愤。我赶快回宿舍取来照相机在童教授夫妇的掩护下拍摄了几张照片。爱国学生的罢课游行事件，当时的中文报刊不敢登载，惟有《民言报》（英文版）详细登载了学生游行及军警镇压的情况报道。第二天，童教授就利用关系买到了一大批报纸。我们几个人根据童教授所提供的各地有影响的教授名单把报纸邮寄全国各地以表示我们的愤慨。这是我从美国回来后第一次参加爱国活动，从中深深地为童教授的正义感所感动。当时，我们对国共间的争论并不太了解，但现实给了我们最大的教育。

　　童教授给我的再一个深刻印象是他“治学严谨、亲自动手”。1952年，他已经是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的前身－－海洋生物研究室的主任，但山东大学的新校长华岗同志一定要他回去担任副校长职务。他同我商量，我劝他接受华岗校长的建议，而我把山大植物系主任辞掉，海洋生物研究室的工作我就可以多承担一些。他同意了。但每周他还抽出两天时间在海生室搞研究工作。星期天也一样。所以实际他虽然担任很重的山大副校长职务，但研究工作丝毫没有放松。即便是以后调到北京担任中科院生物地学部副主任和生物学部主任以及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职务，他还是忘不了他的科研工作。到了文昌鱼产卵的季节，他一定争取来到青岛与他的助手吴尚勤教授一同工作，因为他一直是坚信“不亲自动手就没有发言权”。他的学生们，如庄孝僡、张致一、吴尚勤等教授都非常称赞他的亲自动手的精神。

　　童教授是一个著名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者，但他的“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也是很突出的。从1953年起，他除了负责海生室的实验胚胎学工作以外，还领导其他两项工作。一个是吴尚勤的对虾生活史研究工作，他亲自到渤海观察对虾幼体的活动并在实验室进行培苗工作。吴尚勤所以能够在实验室内培育亲虾，使其产卵、孵化成幼虾、生长到成虾，整个生活史在实验室条件下进行，这里面除了她自己的勤恳努力和决心以外，主要是由于童教授的领导。由于当时国际间尚无这样完整的对虾生活史的报道，所以文章只能在海洋所的保密版出版物上发表。另一个是娄康后教授的船蛆及附着生物研究，也是在童教授亲自领导下进行的，到1956年就取得了很好结果，找出防治船蛆的“《56》防蛆法”。

　　童教授的“实事求是、反对铺张浪费”的精神给人们的印象也是很深刻的。在他生命的后期，他一直是反对“大所主义”。1959年以后，海洋研究所的编制已超过一千人，他总觉得不妥当，但由于这个研究所要面向整个海洋，大小学科之多，任务之重，我们没有办法使其小型化。他去世前几天，我到医院看他，我们一起研究了成立中国科学院发育生物研究所的问题。当时他提出要成立一个小而精的研究所，科研及辅助人员不能超过100人，行政人员不能超过10人。他认为：“研究所所长首先必须是一位科学研究人员，但是在一个大的研究所他必须把力量分散到许多非业务工作中去，这样他还能成为一位科学家吗？科学家不亲自动手便成为科学政客了！”现在的科研所所长什么事都要管，特别是一个大所的所长，恐怕连“科学政客”也不如了。

　　童教授的“艰苦奋斗、坚韧不拔”的工作态度是很值得称赞的。1945年著名的英国生物学家李约瑟到加州大学斯格里普斯海洋研究所访问，我们请他作报告，他就谈了中国科学，因为他在重庆担任英国大使馆多年的科学参赞。他在报告中提到中国科学家的艰苦奋斗精神；他特别提到当时的两位生物学家——童第周和汤佩松。他说，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们从不放弃科学研究；他们在研究工作中，为了降温的需要，派人上山去取天然冰，因为重庆那时还没有制冰厂。我们听报告的人很受感动。

　　童第周教授是我一生来认识比较深刻的人。我认为，上面所提到的他的五点精神，即“正义感”、“治学严谨、亲自动手”、“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反对铺张浪费”和“艰苦奋斗、坚韧不拔”的精神，是很值得称赞的，是我们包括年轻一代很好的学习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