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老是我最钦佩最崇敬的、当代最杰出的发育生物学家，是生物学界德高望重的前辈，是新中国第一个海洋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及其前身海洋生物研究室（所）的缔造者，他是第一任主任和所长；而叶毓芬教授则是与童老并肩奋斗、共同生活半个世纪的亲密伴侣，是支持童老为发展我国生物科学作出巨大贡献的发育生物学家。

　　1950年前，童老与曾呈奎教授、张玺教授受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之命组织建立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担任了领导人。该室1957年发展成海洋生物研究所，1959年又扩大成为多学科综合性的海洋研究所，他为第一任所长，直到去世前的1978年。他与曾呈奎、张玺教授三位领导团结合作、取长补短、并肩战斗，为发展新中国的海洋生物学和海洋科学事业呕心沥血，奉献出毕生精力，有力地推动了发育生物学、海洋生物学和海洋科学事业的发展，在中国海洋生物学和发育生物学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面。我是1950年海洋生物研究室成立时调来青岛的，在童老的领导和关心下工作过不短时间，对童老高深的科学造诣，超人的领导能力，巨大的科学贡献和完美的科学道德，了解不少，感受很深。愿借此机会回忆一二。

　　1、为发展新中国的海洋生物学和海洋科学作出了巨大贡献

　　童老和曾、张二老，为海洋生物学和整个海洋科学的发展费尽了心机。发展科学一是要订好研究计划，二是搜罗人才。针对学科空白和薄弱的现状，他们在极短时间内争取到几位刚回国的专家。英国回来的鱼类生物学家张孝威，在短时间内建立、发展起鱼类生态学、资源生物学和繁殖生物学研究；菲律宾回来的郑执中，发展起浮游动物学和沉积生物学研究；美国回来的毛汉礼，有效地领导、建立、发展起物理海洋学研究。与此同时，招收了大批优秀青年学生，培养壮大起物理、化学海洋学和海洋地质学队伍。我国第一艘综合海洋考察船——金星轮开始服役，展开了全国海洋的综合调查研究，海洋学得到迅速发展，还为全国海洋事业的发展和有关生产与国防建设，提供了必需的、宝贵的资料和依据；并培养了人才，充实了设备。童老和曾老的高瞻远瞩和宏伟发展战略起了决定性作用。

　　2、坚持科研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理论联系实际

　　海洋生物研究室的任务主要是发展基础研究，童老关于文昌鱼和海鞘发育生物学的理论研究，当时领先于世界；与此同时，童、曾、张还强调和坚持了科研为生产与国防建设服务、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向。研究室一成立就开展了全国沿海动植物资源调查与环境调查；藻类方面展开了育苗养殖和综合利用（海藻化学）研究；动物方面开始了食用贝类养殖和有害附着生物防除研究；童老建议开展对虾育苗和机制研究，并亲自进行人工受精试验。吴尚勤和我从1952年开始在塘沽和青岛展开了调查和实验；1960年我国第一条人工控制条件下培育出的中国对虾就是吴尚勤的成果，当时水产部在我所召开了现场会议进行学习（见《科学报》总98期，1960年6月15日，第1版）。第一条人工培育的海鱼仔鱼则是50年代在张孝威教授领导、参加下培育出的。曾老和张福绥在海带、紫菜、贻贝、扇贝人工育苗与养殖中所作的贡献更是尽人皆知。娄康后在船蛆和附着生物防除中作出成绩得到了重奖。海洋生物室和海洋所在鱼虾贝藻养殖与有害生物防除研究中认真贯彻了党的方针政策，作出了显著成绩，推动了生产发展。海洋所今天在国内外享有的声誉，与童老的领导与努力是分不开的。必须指出，童老在去世前不久，不顾病弱之躯，亲自去武汉参加实验，培育出生长快又能繁殖的核移植鲤鲫杂交鱼，以他卓越的成果支持了水产养殖生产的发展。过分的劳累，促使他健康恶化，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童老的这种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后人学习。

　　3、顾全大局，照顾他人

　　童老是海洋所威信最高、最受尊敬的科学家。这主要是由于他在发育生物学、实验胚胎学研究中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也由于他大公无私、道德高尚、待人平等和关心别人。童老是世界知名的大科学家，是一所之长，晚年又是科学院和国家领导人，工作和生活条件要求高一点是应该的。但他始终以平凡的一员自居，平等待人，从不要特殊待遇。在海洋所，他只有一间一楼的研究室，没有专用的所长办公室，把二层楼的宽大好房间让给别人。仪器设备也是一般的。童老这种真正伟大科学家的作风，给人的印象最深。他十分关心全室、全所同志，对人非常有礼貌。他每次离开研究所出差开会，回来后总要到每个同志的房内去看一看，打招呼，问问工作和生活，这种关心别人的作风，更获得众人的崇敬。

　　4、严格要求，关心同事和青年的成长

　　在共同工作中，我从吴尚勤口中得知，童老要求学生、助手非常严格。他要求组内同志，上班时间只许作实验和研究工作，学习看书是自己另外找时间做的事。他训练青年是从洗刷培养皿做起的。但是，他同时又非常关心青年同志的成长，采取各种措施培养他们，十分重视培养他们独立思考和工作的能力。因此，跟他工作的同志都能较快提高，他们深深感到幸福和幸运。他培养的学生个个都是强手。

　　5、热爱社会主义祖国而为之献身

　　童老晚年调离青岛，在北京工作，见面的机会少了。我不善交际，不大愿同领导来往，但是每当出差北京，总想去看看童老。特别是叶先生去世以后，生活上工作中少了最了解他和能体贴照顾他的伴侣，增加了许多困难，这更使同志们增加了对童老的同情与关心。这时的童老，总是愿与我们谈谈工作的进展和遇到的问题。他有时提到工作发展中的困难和遇到的问题，是有批评意见的；但是对他个人在文革中受到的一些委屈，却从未有过抱怨情绪。这充分表明，老人是何等热爱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啊！这种热爱社会主义祖国而愿为之献身的伟大精神，非常值得后辈（尤其是目前一些青年同志）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