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我在成都中央大学医学院读书，童弟周老师教我们胚胎学。课程结束以前讲了一段实验胚胎学，亦介绍了发育的因果关系，胚胎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遗传、进化等问题。童老师的讲话使我们对胚胎学知识的眼界豁然扩大，从死背硬记转向思考问题。同学们议论说，听了这堂课以后，好像变得聪明了，但是此时我们并不了解他就是这方面的专家。从此我们时常去向他请教，他也很愿意和我们讨论。

　　不久，童老师要我跟他学做实验胚胎，他的实验室十分简陋，四五个人挤在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过道里，还经常有人出出进进。实验室里唯一的现代化仪器是一架双筒解剖镜，我们轮流使用。显微操作是相当精细的工作，最忌震动，当有人出入时，工作就得暂停。为此，他经常把实验工作安排在凌晨或晚上，乘里面办公的人休息的时侯，争取干完。晚上做完实验还得把这架解剖镜提到他的宿舍里“看管”起来。深怕丢失了这唯一的不可缺少的仪器。就在这样困难的环境里，他以惊人的毅力进行了有关两栖类胚胎纤毛运动的研究，探索论述了“轴”的性质，获得了可喜的成绩。

　　童老师对我们的学习抓得很紧，技术操作要求十分严格。每次手术做完后，他总要来看一看，检查是否符合要求，得到的结果也常常来核实，而且要求重复了再重复，才慎重地下结论。一点也不许马虎。讨论问题时，倒是很民主的，他还经常有意识地引导大家进行辩论，我们有时争得面红耳赤。童老师要我们坚持每两周举行一次书报讨论，老师学生轮流主讲，虽然下面的听众只有三四个，但大家还是认真地讲。以此培养我们的读书习惯和表达能力。

　　童老师的夫人叶毓芬老师也同我们在这个实验室工作。她对童老师的支持可真算得上是“完全”“彻底”的了。叶老师不仅挑起了繁重的家务劳动，照顾子女的学习和生活的重担，还不分昼夜的参加实验工作，有时表还要辅导我门的学习。她是童老师最得力的助手。我们在这两位老人身边工作，感到既严肃又慈爱，一点也不拘束。空闲的时候他和大家谈家常，无所不谈，因此他们对我们的思想动态和生活情况了解得很清楚，并且主动地关心和解决我们存在的困难。我们都愿意在实验室里，好像那里有做不完的事，讨论不完的问题，真有股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气氛。虽然实验室后来几经迁移，人员也有所更换。但由于两位老人的带领，始终维持着这种工作气氛。工作在这样的环境里太幸运了，现在回忆起来，还感到莫大的幸福。

　　童老师数十年如一日，战斗在科研战线上，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科研工作中，很少考虑自己的生活。在他看来工作就是生活。看书、做实验、写作和思考问题是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他的经济很不宽裕，但为了工作，通过省吃俭用，挤出钱来买了一架解剖镜，他巳经习惯于这样的生活安排，即有实验材料就搞工作；无所谓上下班时间和休假日，不管是清晨还是夜晚，什么时候对工作最合适就什么时候做。记得有一次，童老师因牙病发烧，卧床休息，但他还紧张地考虑胚胎的“轴”的问题，要想出具体的方法把“轴”明显地表示出来。原计划次日到医院治牙，可是第二天一早他却跑到实验室来了。我见到他脸很肿，劝他休息。他却一把抓住我高兴地说:“昨天一连做了七八个梦，实验设计有了。”就这样，治病的事也就搁下了。

　　童老师严谨的、不怕劳苦搞科研工作的作风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科研工作中，他总是坚持亲自动手做。他常说：自己不做，如何指导？不读书，脑子要僵化；不动手，胳膊要生绣。同样一个现象，有人能发现，有人就看不到，而且还会有不同见解，不亲自观察而下结论，那是危险的。尽管我们在工作中困难一个接着一个，他总是鼓励我们不要怕，要敢于创新；问题要抓大的，看准了，咬住它，不要放。由于有了这种敢字当头的精神，他年已古稀却不保守，善于抓重点抓苗头。在细胞核移植的技术刚过关，他又抓起细胞融合来了，接着又搞了核酸诱导。童老师在攀登科学高峰之途中的每一进展，都给他带来难以形容的愉快。当他与我们共同分享了这愉快的一刹那间，紧接着又投人另一个攻关战斗。旁观者认为他工作繁忙，十分劳累，但他却认为这是一种享受，乐在其中。一个献身于科学事业的人，没有比工作更愉快的事了，他会觉得累吗？即使在林彪、“四人帮”剥夺了他工作权利的日子里，他还是不声不响地写了一篇有关生物发育的理论性文章。近年来，童老师的社会活动越来越多，但他还总是把进行科研作为最基本的工作，挤时间来搞，直至逝世。

　　童老师对研究海洋生物有着特殊的感情。早在抗战时，他就经常说，海洋是个宝库，海洋里生物种类繁多，有些种类是独有的，是开展实验生物的好场所。他特别向我介绍了文昌鱼，认为它是研究细胞分化的好材料。抗战胜利后，他从成都回到青岛主持山东大学动物系工作，并开始筹建海洋研究所。但由于国民党的腐败，使他当时不可能很好地工作。全国解放以后，中国科学院成立了，童老师被任命为实验生物所副所长，可是他没有去上海，而是协同山东大学植物系的一些同志在青岛办起了海洋生物研究室，以后又发展为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他被任命为海洋研究所所长。五十年代初期的海洋生物研究室，人员少，力量薄弱，学科也不全面。童老师极力主张发挥我们社会主义制度大协作的优越性，借助有关单位力量，把弱的部门增强，把缺的部门填补起来，先后与苏联科学院动物所、细胞所和中国科学院生理所、生化所等单位挂钩，虚心学习他人所长，从而带动了我所实验生态学、生理学和生物化学的研究。他虽然致力于生物科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但也不忘为生产服务，先后领导了我所的船蛆的防除、对虾人工育苗和养殖的研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解决了国防和生产方面的一些问题。五十年代后期，童老师到北京主持学部工作，但每到文昌鱼产卵季节，总要争取回青岛工作一段时间，平时也记挂着海洋研究所的工作。由于林彪、“四人帮”路线的干扰破坏，海洋研究所的科研工作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实验生物学方面受灾更重。而近十几年来，正是国际间生物科学迅速发展的时代，我们的工作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加大了，童老师对此十分着急，对我们干具体工作的人一再强调要不怕困难，坚持工作；该开辟的科研项目要开辟，不仅要有近期安排，还要有远期目标。当我们缺少器材药品时，他能解决的尽量为我们解决。他努力培训科技人员，不仅接受我们的同志去学习，还准备采取协作的方式把我们的同志带一带。他还一再指示海洋所领导，要抓紧实验生物学方面的工作。确实对发展我国海洋科学，尽心尽力，鞠躬尽瘁。

　　今年春节刚过，我出差广州，途经北京时，我像往常一样向童老师汇报了我们的工作和打算。他对文昌鱼研究工作提出了许多好的看法，并且说，如果身体允许，他还要来青岛工作。万万没有想到，这次谈话竟成了最后的嘱咐。一个月后，就传来了童老师逝世的噩耗，他再也不能指导我们的工作了。当我向他的遗体告别时，多么盼望他能醒来，再一次抓住我，高兴地说他又作了个梦，解决了某一项实验设计啊！

　　在和童老师相处的漫长岁月里，他不仅教我们学科学、学技术，而且还以他自已的行动教导我们该走什么样的路，怎样为人民服务。童老师离开我们了，这是科学界的一大损失。我决心化悲痛为力量，继承童老师的遗志，抓紧实验生物研究工作，为祖国四个现代化献出全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