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玺教授是我国海洋动物学的奠基人之一，我国贝类学的开创者。是一位忠于党的事业、世界知名的科学家和关心后辈的忠厚长者。他长期任中国海洋湖沼学会理事长和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前身是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所)］的副所长。为发展我国海洋生物学奉献了全部精力。他于1967年7月溽暑之中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当我们回顾我国海洋科学事业发展的过程，检阅海洋动物学、特别是贝类学，取得的巨大成绩时，总要怀念起它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张玺教授及其所作出的贡献。

　　张玺教授1897年2月出生于河北省平乡县，是早期被派往法国勤工俭学的留学生，1931年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1931年被聘为北平研究院动物学研究所研究员，后任所长。他满腔热情，要为祖国的强盛和建设事业奉献出自己的年华。但解放前的旧政府，根本不重视科技工作，海洋科学基本是空白。经他努力与青岛市政府组织了胶州湾海产动物采集团，在经费不足的条件下，辛勤工作多年，先后将调查釆集研究的结果出版了4集《胶州湾海洋动物调查采集报告》和多项研究论文，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该湾的环境与海洋动物分布情况，成为宝贵的基础资料，这些成果使他成为我国海洋动物学的奠基人之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北研迁往昆明，他的理想难以继续，但他热爱专业的心毫不改变，他和动物所几位同志主动进行了昆明湖湖泊和水生动物的调查研究，出版了报告，也成为我国早期湖泊学的宝贵资料与成果。

　　抗日战争胜利后，北研复员。我于1946年有幸进入了北研动物所，张老安排我作沈嘉瑞教授的助手和学生，做甲壳动物的分类与生活史研究。从此，我一直在张老关心、爱护下做研究工作。当时，研究所经费少得可怜，1948年组织第4次胶州湾调查采集，经费只够张老和夏武平、齐钟彦、马绣同四位，张老做我的思想工作，我因年轻、后学，不能到青岛采集是意中事，故无思想问题。但，张老的关心一直让我记在心中。对比解放后科研经费大幅度增加，能按计划到全国各地釆集调查，我觉得十分幸福。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科学院的建立，为我国海洋科学事业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和保证。张玺教授受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之命，带领动物所主要人员携图书仪器前来青岛，与童第周、曾呈奎二位教授组建并领导了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隶属水生生物研究所)；他们三位如鱼得水，有了施展个人才华的机会与场所。童老除在实验胚胎学和发育生物学领域不断深入创新，攀登世界高峰外，提议我们开展对虾人工育苗和养殖研究，并亲自动手做对虾人工受精实验，了解对虾精、卵的特点。曾老对藻类分类、生态、养殖和海藻化学等领域有了全面推动与发展，对整个海洋科学主要分支领域作了通盘规划设想。张老在全面发展贝类学的基础上，率领学生们开展了主要经济贝类(牡蛎、鲍、贻贝、扇贝、珍珠贝等)实验生态和养殖生物学硏究。他们为海洋研究所建立了高度重视基础研究与生产建设相结合的正确科研路线。并使这一优良传统得以继续发扬光大，取得了优异成绩。

　　张玺教授为海洋所的建设与发展贡献出了全部精力。他到青岛是一个人只身来的。生活十分简单，保持着俭朴的优良传统，除因公赴京时能与夫人和儿孙团聚外，从不请假探亲。他为本所海洋动物学的发展作了有步骤的安排。与此同时,他还为南海海洋所的建立(任所长)与发展，为北京动物研究所淡水和陆生软体动物研究，为南京地质古生物学研究所的贝类化石研究，费尽了心血，培养了不少干部，进行了具体指导和帮助。北京大学地质系著名进化生物学专家张昀教授，就是他早期为该校培养的研究生。赞誉他“桃李满天下”，确是名副其实，毫不夸张的。除去有关贝类学研究和附着生物生态学(他指导建立了课题组)的奠基研究外，还亲自领导和负责中苏“黄海和海南岛潮间带海洋生物学研究”项目，参加了黄海和海南岛的野外调查工作，推动了合作研究发展。此外,他还与曾呈奎教授共同策划、支持和安排吴宝铃先生赴苏联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随乌沙科夫教授学习多毛类环节动物研究，成了著名专家；安排我开展底栖生物生态学研究；支持谭智源随张作人和斯特列尔柯夫教授学习放射虫研究，他们都在各自领域中都作出了显著成绩与贡献。

　　总之，张玺教授的科学活动，远远超出他本行贝类学领域范围，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海洋动物学的全面发展。

　　张玺教授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他服从党的领导，忠心于党的事业，多年如一日，即使是在“文革”期间处于逆境中受到迫害时，也丝毫未动摇过他对党的忠心。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是值得后辈学习的。

　　张玺教授关心、爱护青年一代的成长，他不仅是一位循循善诱的师长，还是一位慈祥的老人，宽厚的长者。在他的关心培养下，许多年轻同志已经成长起来，成为我国贝类学和海洋动物科学事业的接班人，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一辈新人的成长，浸透着张老的心血和汗水。回顾我国海洋动物学的迅速发展壮大，更激起我们对张老的怀念与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