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成立70周年，也是父亲齐钟彦诞辰100周年。父亲是海洋所的创建者之一，自海洋所成立那时起就开始了他海洋研究的生涯，后来成为了我国著名的贝类学家。实际上早在1945年父亲从中法大学生物系毕业，应聘进入北平研究院动物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时就在云南做了为期一年的调查和采集，收集了当地特有的螺蛳属和云南的淡水软体动物的第一手资料，从那时起，父亲就与贝类结下了不解之缘。

　　父亲一生致力于贝类学研究，发表了不少论文与著作，培养了许多学生，但他在家中很少对我们讲工作方面的事。而且父母在世时与他们交流的太少，现在只有凭我们头脑中的记忆去回忆父亲的往事。这也许都是些并不起眼的零散小事，并不足以完整地反映出父亲的形象，但它们却在我们心中留下了永恒的印象，也反映出父亲以及与其同时代的我国老一代知识分子们对待事业和家庭的态度及人品。

　　晚年的父亲

　　忘我工作

　　父亲是1950年随张玺先生由北京来青岛工作的。张玺先生是父亲的老师，也是与我们的祖父齐雅堂一起在法国留学的同学挚友，因此我们称张玺先生为张爷爷，父亲对张爷爷非常敬重。在张爷爷的弥留之际，父亲与刘瑞玉叔叔、马绣同伯伯轮流在医院陪床，张爷爷去世后，为瞒住张奶奶，父亲仍每月把抚恤金及张爷爷的存款当作“工资”给她寄去，直到她去世。

　　当时新建的海洋生物研究室位于青岛莱阳路28号，从我们住的鱼山路的家里出发步行需要十多分钟。从我们记事时起，父亲晚上到研究室工作是很平常的。经常是吃完晚饭，父亲对母亲说一句：“我要到室里去”，就匆匆离开了家，直到我们睡觉时还没回来，而第二天早上我们还没有去幼儿园，父亲就已经上班去了。那时，马绣同伯伯、李洁民伯伯、刘瑞玉叔叔等人都是我们家的常客，尤其是李洁民伯伯家离我们家只有一街之隔，父亲晚上不出去时他就来我们家。他们在一起谈论的主要是工作。记得有一次父亲和他为了一个问题争论了起来，谁也不让步，最后争得面红耳赤，但是，学术上的争论并没有妨碍他们的友谊，工作中的争论结束之后，他们依然和往常一样谈笑风生。当时的父亲把工作看成了生活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已经没有工作时间与业余时间的界限，在他看来，这样做都是很自然的。

　　父亲除了搞研究工作之外，上世纪50年代常到山东大学讲课。当时为了讲好每一堂课，他还与在青岛二中当语文老师的母亲探讨如何编写好讲义，如何把课讲好。有时他们一起要准备到很晚才休息。

　　1957年成立中苏海洋动物考察团之后，父亲的工作更忙了。经常到海南岛等地出差，一去就是几个月，最长时间有半年多。父亲没有时间顾家，但经常给我们写信，一般是每到一个新地方考察就来一封信，给我们讲当地的风土人情，偶尔还寄回家一些土特产。父亲本来酷爱集邮，攒了几大本邮票，当时家里来往的信件很多，有了很多新邮票，苏联专家还送了一些精美的苏联邮票。由于父亲工作实在太忙，没有时间整理，就把这些邮票交给我们。当时我们年纪小，贪玩，又缺乏集邮常识，以致许多现在看来很珍贵的邮票都没能保存下来。后来我们才知道，海洋考察需要长期在室外工作，有时为赶潮水要很早起来，采到的标本还要及时处理，工作时间很长，十分艰苦。但父亲信中从不提累及遇到的困难，只是给我们描绘当地美丽的风土人情和采集到什么样的标本等。因此当时在我们印象中到海南岛出差是非常有趣的事情，并由此了解了我国东南沿海以及海南岛的许多地理知识。

　　“文革”中，有一段时间父亲幸运地被派到红岛西大洋搞贝类养殖。养殖场的人不多，那里实际成了文革的避风港，躲开了参加政治运动的烦恼。父亲可以专心搞他的贝类养殖工作，并在那里与当地渔民成了好朋友。在以后的很多年，父亲和他们之间依然保持友好往来。红岛的渔民到青岛办事经常来家中探望父亲，每次都带来许多的红岛特产——蛤蜊，当时齐彬和齐森正在农村插队，青菜奇缺，尤其是冬天储存的大白菜和萝卜根本不够吃，经常是以咸菜为主菜。母亲就把煮蛤蜊的汤熬成浓浓的蛤蜊汁，装到罐头瓶子里封好给他们带去，天冷的时候能保鲜一个月左右，煮面条时放上几勺，那种鲜美的味道至今还记忆犹新。

　　文革结束后，父亲又开始了贝类研究工作，这期间他需要做的工作很多，尤其是中国贝类学会成立以后，父亲担任了学会的理事长，除了要进行课题研究外，还需要出差到各地进行学术交流，看标本，还要带研究生，写论文。当时他已近六十岁，但仍和年轻时一样忘我地工作着，希望能把文革损失的时间补回来。改革开放以来，国际交往增多，父亲又成为国际贝类学会的理事，到过香港、匈牙利、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出席国际贝类学会议，在国际上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这时他熟练的英文派上了用场。父亲在单位只有一台老式英文打字机，为了在家里也能打字，我们在美国工作的叔叔齐钟乐还送了一台英文打字机给父亲。当时还没有家庭电脑，这台打字机简直可以算得上是“新式武器”了。父亲对工作精益求精，一丝不苟，文稿打错一个字，就把整张纸重打一遍。急需的论文稿，经常打到深夜，我们在睡梦中还有时被打字的声音吵醒。1985年父亲去参加美国贝类学会议时，在美国读书的齐森正放暑假，有机会陪同父亲访问了罗德岛、波士顿、纽约和华盛顿。在访问期间，父亲极少去观光景点，而是抓紧时间在各大学和博物馆访问同行，广交朋友。特别是在华盛顿的史密森博物馆浏览馆藏贝类标本时，他如获至宝，作了大量记录。在费城自然科学研究院及自然历史博物馆访问时还与软体动物学家R. Robertson博士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成为好友。

　　1986年8月父亲与同事去欧洲访问，出行前就有中风先兆，但由于医学常识不足，而且为了不耽误工作，父亲还是带病上了飞机。他在行程中出现了脑血栓，直到回国后才住院， 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父亲自生病后，身体不如以前了。不过退休后，仍还每天上班。他在海洋所的办公室也一直保留到他去世。有一段时期他身体特别不好，常需住院治疗，但每次出院后都不休息，第二天就赶回去工作。退休后的他还发表了不少论文，培养了许多学生，直到八十多岁时还在家中组织完成了英文版中国海洋贝类（SEASHELLS OF CHINA）编写工作。记得当初校稿时，父亲因身体不太好去海洋所不方便，便把出版社的两位编辑和几位同事请到家中，不大的房间里大家都在紧张地工作，午饭后不休息一直干到天黑，做好的饭菜经常要热好几遍还顾不上吃。他们用很短的时间便完成了这部书的校对。连家中保姆都说：“这些人年纪不小了，干起工作来真玩命”。这部书已在父亲八十四岁那一年出版发行。

　　随着年龄的增大，父母的身体也越来越差，为了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我们搬到青岛东部一所条件较好并且有集中供暖的小区。搬家之前父亲还特地从书橱里找出了他经常看的《中国动物志》以及一些贝类的书籍，并对我们说：“把这些书带过去我要看”。

　　淡薄名利

　　父亲在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工作可以说是几十年如一日，一心搞贝类研究，把名利和地位都看得很轻，头脑里考虑的都是工作和别人，很少想到自己。

　　父亲对我国贝类学的发展作了大量工作，撰写了近70篇论文和专著，他培养出的学生很多都已成为著名的专家学者，有些已经走上领导岗位，还有些在国际上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可每当记者采访他时，他介绍的总是别人，说的最多的是张玺先生，还有其他同事，在谈到自己时总说：“就干了那么点事”。薛原先生发表过多篇关于父亲的文章，在他的文章中这样形容父亲：“……接下来老人依旧微笑着，对我的提问简单的回答着，让我感到了采访的艰难，在他很少的答话中，齐先生再三强调，他没有什么好写的，他提的最多的就是他的导师张玺先生。”

　　父亲在几十年的工作中足迹遍及我国沿海，采集了大量的标本，有些还是很珍贵的，但家中连一个像样的贝壳也没留下，至今摆在家中陈列橱中的一只贝壳标本还是别人送的。

　　以前曾听母亲讲过，文革前单位调整工资，因名额有限，父亲便主动提出自己下一次再调，把名额让了出去。一级工资在当时是很顶用的，而且后来发生文革，这“一让”就是十多年。但坚信“吃亏是福”的父亲并不在意，觉得这是应该的。所以用“知足常乐”来形容父亲是再恰当不过的了。父亲与世无争、淡泊名利的心境恐怕也是他在大病后能够恢复工作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正是父亲这种与世无争的性格使得他与同事之间的关系相处都很好，凡是同父亲一起工作过的人对他都十分尊重。六十年代初期齐彬还在初中上学，过元旦时教他们班俄语的徐经纬老师送给他一张印有俄罗斯油画的贺年片，上面写着：祝齐彬同学新年快乐！，周围的同学都感到很奇怪，后来齐彬拿着贺卡去找徐老师。他说：“你父亲和我一起在中苏考察团工作过，他是专家，我是考察团的翻译，后来苏联专家撤走了，我就分到二中当了俄语老师。你父亲为人很好，我们都很尊敬他，你回家后代我向他问好。”齐彬这才恍然大悟。回家后把这事告诉了父亲，父亲把中苏考察团的合影拿出来，上面果然有徐老师。

　　文革前我们在青岛鱼山路住过十几年，和费修绠、徐恭昭、成庆泰等海洋所教授相邻。父亲母亲总是与人为善，在我们的记忆中从来没有邻里相恶的印象。而我们兄妹们也在近水楼台中受到了身边老一代科学家言传身教的熏陶。

　　文革期间我们家住在青岛福山支路的半地下室里，父亲常患重感冒，发高烧，去医院很不方便，所里的王恩山大夫知道后，经常来家里为父亲看病，让我们十分感动。

　　文革之后，我们家搬到了青岛栖霞路。一同搬来的还有曾呈奎、马绣同、任允武、张德瑞、吴超元、孙继仁、管秉贤、杨纪明等教授。与这么多志同道合的老同事住在一所楼里，父亲十分高兴。这些人住在一起，彼此之间关系极为融洽。我们家住在二楼，住在一楼的马绣同伯伯在院子里挖了一个菜窖，冬天用来储存白菜和萝卜，我们买了菜也都放到这个菜窖里，吃的时候就到他家去取。住在三楼的张德瑞伯伯是五十年代的归国华侨，一家都是广东人。会做广东菜，有时做出了得意的“作品”就拿到楼下来让我们品尝。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他拿了一碗红烧肉送来让我们尝，说是老虎肉，肉的味道很特别，后来才知道原来是猫肉，虽然我们感到并不好吃，但这是广东人喜欢的。当时在临朐县教书的齐森从当地带回家花生米、鸡蛋等市面上的“紧缺物资”，父母也让我们拿一些分给邻居。

　　后来我们家又搬到了青岛齐河路，有一间西北向的房间冬天特别冷，父亲很想得到一种烧蜂窝煤并且带烤箱的炉子，但当时的商品供应十分缺乏，这种炉子市面上根本买不到，都是一些在工厂里有条件的工人用钢板焊接制造的。父亲买了一些材料准备找人制作，张德瑞伯伯家正好有一个这样的炉子还没有用，听到这个消息，他就亲自用自行车把炉子送到我们家，让我们先用。这炉子我们两个人抬都感觉沉，真不知张伯伯是怎样把它搬到自行车上并推到我们家的。

　　言传身教

　　由于工作忙，父亲很少顾及我们兄妹四人的学习，对我们也较少有什么说教，在记忆中他几乎没对我们发过脾气。但他对我们的影响却是通过一些生活中的小事来潜移默化的。

　　记得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父亲在工作之余经常和母亲一起带我们到海边去玩，当时最常去的地方是青岛水族馆和海产博物馆，在那里父亲还给我们讲各种海洋生物的特点和生活习性。我们每次出去时都要带上几个玻璃罐头瓶子，顺便到青岛鲁迅公园礁石间的海水里捉一些小鱼、虾、寄居蟹、水母之类的海洋生物，记得有一次捉到了一只小海马，海马竖着在水中游动的姿态很有趣，父亲就给我们讲：公海马肚子上有个袋，里面装着小海马，小海马长大后就从公海马的肚子里出来了。这一切使我们对自然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在我们的脑海里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上世纪50年代的全家照

　　在中苏考察团工作的期间，父亲与苏联专家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苏联专家两次请我们全家到他们的住地做客，并送给我们一套苏联的玩具木工工具，这套工具里有一把钢丝锯，有粗细两种锯条，可以把木板锯成复杂的形状，我们看了都很惊奇但不会用。父亲找来一块木板，用铅笔在上面画出了一把宝剑，准备沿着铅笔线把宝剑锯下来，他自己先锯了一半做样子给我们看，剩下的一半让我们兄弟俩人干，由于木板较厚，我们费了很大劲用断了好几根锯条才把这项工作完成，由于锯条的质量好，锯出的断面十分光滑甚至不用打磨，我们都非常高兴。当时在我们看来，父亲什么都会做。后来有几件工具已经损坏，锯条也早已用完，但这套工具我们一直保留至今。但是这套工具也让我们闯过祸。其中有一把新奇的手摇钻，在木板上钻眼很快。我们找不到合适的木板，就在家里衣柜两扇门的正中各钻了一个洞。母亲看见后责备了我们，然而父亲却表扬说“这两个洞钻得很对称嘛！”父亲的幽默和智慧不仅化解了我们闯祸造成的危机，也间接地鼓励了我们探索世界的好奇心和创造性。

　　父亲喜爱读书，家里书很多，有两大书柜：父亲生物学方面的专业书，母亲的现代文学和古典文学书，还有许多科普书及各类字、词典。小时候家里除了订阅《光明日报》、《参考消息》等报刊外，在我们读书方面父母也从不吝啬，给我们订了《小朋友》、《儿童时代》、《儿童文学》等杂志，还经常带我们去新华书店让我们自己挑选喜欢的书买回家。当时家中的儿童读物与同龄孩子比是非常多的。邻居家的小朋友和班上的同学经常来家里看书，家里成了一个小小“图书馆”。孩子来得多了，家不免被搞得乱七八糟，父母不但能容忍而且还对这些小读者们持欢迎态度。上中学后我们读的最多的是一些科学出版社和少年儿童出版社的自然科学丛书，这些书有些是出版社寄给父亲的，因为他也是作者之一，上面印有“赠阅”的字样。其中有华罗庚写的《优选法》、史超礼写的《飞机为什么会飞》、魏伯祥编写的《人和宝藏》，也有父亲写的《我国的贝类》。这些“大家”写的“小书”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我们看了后受益匪浅。

　　父母的英文都很好，在文革后期，为使英文不至于荒废掉，父母还经常阅读一些以前的英文资料，订了英语学习杂志，英语字典是他经常翻的书。齐珠后来选择了英语专业，也是由于受到父母的影响。父亲常对我们说，这些东西以后总会用的上的，还督促我们要经常读书增长知识。父母的言传身教增加了我们看书学习的兴趣，文革时期齐彬和齐森在插队的期间仍然坚持读书，自学了高中课程，因此恢复高考后我们兄妹四人先后考入大学，齐森、齐瑛去国外深造。每人都有自己的事业，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

　　父亲爱读书的习惯和科技图书的收藏不仅影响了我们兄妹四人，而且也影响了我们的下一代。他们小时候也经常到书柜里挑一些自己喜欢的书看。有些书看过几遍仍爱不释手，直到现在他们都还觉得：这些书籍不仅拓宽了他们的知识面，同时也培养了良好的阅读能力，对以后的成长起到很大作用。

　　父亲与母亲钻石婚纪念的合影

　　宁静致远

　　父亲对我国贝类学的贡献和他的人品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十年前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和中国贝类学会举办了“齐钟彦先生从事贝类学研究六十五周年座谈会”以庆祝父亲的九十华诞。当时任贝类学会理事长、海洋所副所长的张国范教授在会上作了题为《齐钟彦先生的学术成就》的报告，对父亲的生平简历以及学术成就作了介绍。他对父亲的一生作了如下的评价：“默默无闻，与世无争，平实无华，扎实做学问，是老科学家的典型代表，是中国贝类学研究的旗帜”。参加座谈会的不仅有父亲的老同事、学生还有省、市科协以及海洋所的领导，有许多老同事还是从外地特地赶来参会，会后又到家里去看望了父亲。父亲那时身体已经不太好，是由我们搀扶着来到海洋所的。记得那天父亲非常高兴，不断与同事打招呼。开会时还对陪他前来的齐彬说：“我应该上台讲几句话的，可是现在讲不了了，你替我讲吧。”父亲生日是三月十二日植树节，正像他的诞辰日一样，他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科学和教育事业这棵大树。为后人从事贝类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六年多了，在父亲走后的日子里，父亲的身影时常还会在脑海中浮现，尤其是我们小时候与父母一起的情景有许多还历历在目。此次纪念海洋研究所建所70周年之际又一次引起了我们对父亲的怀念之情。我们不禁想到：几十年来父亲始终保持一种超然清静的心境，以自己的淡泊、平易和真诚的心赢得了大家的尊重，事业也取得了成功。“宁静而致远”这几个字不正是父亲一生的写照吗？宁静是一种美好的境界，需要有清静的心态才能实现，守住一片温馨的宁静，生命将会变得更加纯洁，事业也就会更加辉煌。一个人总是会老的，他的金钱、权力、地位等等都是过眼烟云，只有父亲这样正直的人格才会被人们永远珍惜，这也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2020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