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我在武汉大学生物系毕业，分配到水生生物研究所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工作。这时研究室刚刚开始筹建，人员不多。在童第周、曾呈奎、张玺三位室主任的领导下，大家工作、学习、生活在一起，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乐融融，犹如一家人，心情都很愉快。

　　我是准备从事海洋鱼类发育研究工作的，而原定的鱼类组负责人张孝威先生正在英国学习，所以我暂时被安排在吴尚懃、刘瑞玉二位的实验室工作。对于刚刚步入社会的我，她(他)们二位给予我很大的关怀和照顾，使我精神上很舒畅。

　　在我到青岛报到前，水生所副所长鱼类学家伍献文教授，便给远在英国的张孝威写信，把我介绍给他。不久，我就收到孝威先生的来信和一些书籍，托我代为一保管，从此我们之间便建立了较为密切的书信往还关系。他嘱咐我，要多搜集鱼类标本，多查阅有关文献，以便他到达青岛后，可立即开展工作。于是，我经常到鱼市场，采购鱼类标本，同时查阅国内外有关文献，建立并积累文献题目卡片，为今后的研究工作打好了基础。因为这是我向往已久的研究工作，而研究室的环境又使人心情舒畅，所以总觉得有使不完的干劲。

　　在这期间，我还参加了建室以来的第一次山东沿海生物采集调查。参加者有刘瑞玉、齐钟彦、张峻甫、李洁民和我。那时我们都是带着行李出差的。我们白天在海滨赶潮水、采标本，晚上在油灯或烛光下制作标本，整理记录，然后计划第二天的行程和采集地点。工作中大家互相关心，互相帮助。若潮水不合适，我们便忙里偷闲，逛逛街，了解渔民的风俗习惯，既有工作的紧张忙碌，又有心情的舒畅愉快。他们几位年龄都比我大，参加工作也都比我早几年，他们总是以对待小老弟的心情关心和爱护我，这种真挚的友好情谊，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终生难忘。

　　1952年，张孝威先生回国后，我们立即在莱阳路57号二楼开始工作。我们白天在一起看标本，查文献，讨论问题。谈到兴浓时，经常晚间继续讨论。好象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从来也没有感到这是加班加点，额外负担。

　　四十年的研究历程，是一条光荣的荆棘路，坎坷而充满希望，有欢乐、也有悲伤。当年我这个年青人，也已进入了退休行列。但是蒸蒸日上的海洋事业，促使我不愿安于现状，于是又奋力参加到研究工作的行列中来，发挥余热，为海洋事业略尽棉薄。以期取得些成就，既为祖国作贡献，也可告慰曾经关怀爱护过我的、已经作古的老前辈和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