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八月一日是海洋所七十华诞，我的父亲李洁民（1916.1--1970.9）是建所元老之一。父亲与张玺﹑朱树屏﹑张凤瀛﹑毛汉礼﹑刘瑞玉﹑齐钟彦﹑马绣同﹑王璧曾﹑张修吉等多位先辈一起为中国的海洋科技发展奋斗了一生，我对这些熟悉的先辈永不能忘，他们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眼前。

　　至今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五十年了，当时的我小学还未毕业，年幼无知，对那个特殊年代发生的事情，不是十分理解。但由于父亲的离世，使得我幼无所依，常感恐惧不安，至今内心无法平静。随着年龄的增长，对那段历史有了些了解，父亲的形象在我心中逐渐清晰高大起来。

　　中学时期的父亲是一位极具民族正义感的青年。那时父亲家住河北乐亭，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先生一家同住一院，两家关系甚好，父亲受李大钊先生影响，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加深了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和对中国命运前途的担忧。为此，父亲毅然投入到了革命洪流之中，立志教育救国，先后辗转多地，主要就读于北京中法大学附中，上海震旦大学等，直到昆明中法大学毕业，其中大部分时间父亲都师从张玺先生。

　　因战乱，学校时常无法正常上课，父亲充分利用这些时间，阅读了鲁迅先生的几乎全部著作及译文和一些苏联进步书籍，革命的理想和救国兴国的抱负根植于心。毕业后，父亲在昆明等地的多所学校做过教员﹑助教。

　　华北联合大学是今天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1939年夏，根据抗日战争形势发展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工人学校﹑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等四校合并，成为华北联大。

　　1939年7月7日华北联大在延安成立。父亲在那里学习后，由华北组织部分配至华北农业部工作。组织安排陶铸同志指导他学习俄文，为派往苏联做准备。后因形势突变，此事未能成行。这件事对父亲的人生影响极大。

　　解放后，党中央领导希望他留在中央工作，或者到北京市委﹑农业部工作。可当时父亲放不下对所学专业的热爱，更希望能与张玺先生一起工作。最终，领导尊重了他的意愿，由农业部转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北平研究院动物研究所）工作。

　　1950年8月，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所海洋生物研究室在青岛成立，父亲抱着科技兴国的理想和决心，追随海洋科学事业的带头人张玺先生来到青岛。

　　工作中，父亲常向张先生请教，两人经常就工作中的诸多问题展开热烈地讨论，许多观点与意见通过讨论达成一致，并在工作中贯彻执行，两人亦师亦友，师生之情可见一斑。

　　附着生物与海防﹑海运交通﹑工业和渔业都有着密切的关系，给经济和军事活动带来很大危害。在张先生帮助指导下，父亲承担了附着生物的专题研究和部分双壳类分类工作。其中对中国沿海的船蛆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研究，搞清了其生活史，提出了有效的防治方法并发表了相关论文。

　　1951年，父亲参加了山东半岛（石岛、东楮岛、俚岛、龙须岛、烟台、蓬莱、长山八岛等）海洋生物采集调查工作。通过大量细致的调查研究，摸清了山东半岛海洋生物的种类组成及其生态特点，为以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

　　1957-1960年父亲参加了“中苏海洋生物调查”工作，先后对青岛、塘沽、大连、舟山、湛江和海南岛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特别是海南岛的调查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整月不回家是经常的事，回家就如同住旅馆一样。后来时常听他讲起出差采集标本工作的趣事及各地的风土人情，却从未提及他晕船和采样的辛苦。给我的印象就是：科学研究很有趣并很好玩。

　　童年时的我，对父亲的工作很好奇，总是缠着他问“您究竟在研究什么？”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尽管父亲工作很忙，他仍旧会抽出时间带我去海边、码头，寻找观察船蛆、帽贝、藤壶、海鞘、海葵等许多海洋生物。可以这样讲，我就是这样在海边伴着涛声听他讲这些“生命”的故事长大的。那时我就在心里默默地埋下自己的希望，想着将来也能成为像父亲一样为海洋事业做贡献的人。后来，我终于带着理想来到了海洋所并为此奋斗了几十年。工作后才知道那些当年“相识”的生物都属无脊椎动物。

　　父亲一生耿直坦诚，虽有时脾气急躁，但对年轻人多有照顾。徐凤山先生多次与我谈起父亲时讲：李先生对青年人真好！去海南岛采集时，我们住同一房间，只有你父亲的那个级别有蚊帐，可他从来不用，我问为什么？李先生说“我用了，蚊子都去咬你了......”。父亲的法文很好，常有年轻人请教，他总是认真细致地讲解......，所里多位长辈提及父亲时都说“好人呐”！

　　文革前，我家一直住在福山路36号院里那栋三层楼东南向的二层。文革开始后，父亲受到冲击被审查、批斗，祖父祖母被遣返河北原籍，宿舍被收回。父母和我搬到了母亲单位给租下的一间不到15平方米的屋子里。当时母亲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也是受冲击的对象。虽然离开了福山路36号，但我对那里的老邻居：毛汉礼、张兆瑾、张孝威、吴宝铃、娄康后、吴尚懃等专家教授的印象很深刻，那时大家见面总是很礼貌，但不乏风趣幽默，生活温暖和谐。

　　我是1976年来海洋所工作的，前辈们对我一直关心爱护。齐钟彦先生、刘瑞玉先生、马绣同先生更是关心爱护备至。由于年代久远，我对父亲的工作内容及贡献虽有了解，但并没有详细整理。在我所图书馆工作的王璧曾先生不惜花费大量精力将父亲发表过的文章，整理排序，并列出目录《李洁民同志著作目录》（其中发表了一个新亚属，三个新种，三个新纪录），送给了我。当时的情景如今还历历在目，每每想到这些，王老先生和蔼可亲的面庞仿佛就在眼前。

　　我虽是独生子女，父亲对我却有着极其严格的要求。依稀记得还在上小学时，有一次看到送煤工人步履艰辛地拉着地排车，我便随口说了句“他的衣服那么脏。”父亲听后很是生气，于是将我叫回屋内罚站，十分严厉地批评道“人家凭自己的体力劳动挣钱，不许这样笑话人！”在记忆里，这是父亲最严厉的一次批评教育，让我铭记终生！那个年代的粮食、煤、柴等生活必需品都是按月凭证供应。父亲要求我每月置办家里生活用品，包括150斤煤、10斤劈柴，这些都要独立完成，不准麻烦别人。

　　除了生活中的严格要求，父亲对我的兴趣爱好还是很“放纵”的。尽管他的身体不太好，但对我提出的去游泳、动物园、海边等要求，从来都是尽量满足，陪我前往。但每次出发前，他都要反复叮嘱各项活动的注意事项，去动物园前要求我一定要读懂感兴趣动物的相关介绍，了解它们的生活习性，回家后还要再次回顾。对于记不住的地方，父亲总是结合动物园看到的动物实例，耐心细致地讲解，活灵活现，很是有趣。

　　由于父母亲的工作性质，我从5岁开始就在科学院幼儿园（福山路32号）只能全程托管（时称‘长托’），每周只有周六晚饭后才能回家，与父母相聚的时间很少。那时海洋所食堂与幼儿园同在一个大院，中午大人们都是从莱阳路去那里吃饭。托管时，每逢中午我经常按奈不住跑去找父亲，他总是笑着摆摆手说“进屋吧，一定要守纪律。”

　　时隔半个世纪，很多事情记不清了，每每想起父亲，就会翻一翻他的日记、那些年代感十足的“交代”内容。看得我百感交集，一时间，自豪、无奈、悲哀、恐惧，同时涌上心头。父亲一生坎坷、命运多舛，可是他叮嘱我的话：“要懂得感恩！”，从不敢忘，也不能忘！在他的日记里总会看到“党对我的信任、关怀、培养是无微不至的......。”

　　父亲到青岛后，时任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的张劲夫一直关心着父亲，海洋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孙自平也把对父亲多方面的照顾视为政治任务，看到父亲在日记里每每提到他们都报以感谢，母亲和我也一直感恩至今。

　　今年是海洋所建所七十周年，所里建议让我回忆一下我父亲的一些往事，这让我的内心很矛盾，回顾父亲坎坷的人生经历，我百感交集，常常潸然泪下，真是件不易之事......

　　在王岩﹑刘书明﹑吴钧等多位老同事﹑老朋友的鼓励、帮助下，我怀着对父亲和老一辈科学家崇敬的心情，回忆记录下我心中珍藏着父亲的一些点滴琐事，并谨以此篇表达对父亲的纪念和缅怀！

　　在此，也深深感谢一直以来关心和爱护我的先辈和同事们！

　　2020年6月

　　海洋生物室贝类组全体人员（左二 李洁民）

　　1956年8月参加“第二届中国动物学会代表大会”（后排右一李洁民）

　　潮间带生物采集 （后左一 李洁民）

　　参加“中苏海南岛海洋动物考察团” （三排左四李洁民）

　　1958年与来访的民主德国科学院院士Ries合影（左一 李洁民）

　　讨论附着生物防除问题 （左一 李洁民）